教会的年青人大都比较喜欢新派圣诗，有些年青人为主的教会什至弃用传统圣诗，以迎合他们的口味。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天天在香港教会内发生。年青人喜欢唱新派圣诗，觉得这些诗歌更能触动内心，但不一定会知道这种感觉的因由。可是，作为教会，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新派圣诗比传统圣诗更感人呢？

处境
　　其实，圣诗虽然都是述说神人关系，但是，所有创作出来的圣诗都有其文化与社会的土壤，亦即处境。人是在具体历史时空的处境下与上帝相遇的，而圣诗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反映了人在这个处境下对人生与上帝的盼望和渴求，不论这诗歌的主题多么普世性。旧日的圣诗反映昔日的处境，今日的圣诗反映现在的处境，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如，《普天颂赞》三百一十一首〈新天地歌〉，曲词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时空下写成，第一节内容是这样的：

　　「耶路撒冷新天地，光明永福之乡；
　　　人间压迫威权下，呼声惨裂肝肠；
　　　每逢想到你将临，目前痛苦皆忘，
　　　奋斗之火起烈焰，弱臂得转为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战乱频仍的中国，在崇拜时信徒一起唱这首圣诗，有谁不会动容？换了一个时空，情况就不一样。又例如，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齐唱新歌》，有一首叫〈风雨念香港〉，第一节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天天享繁荣，试问从前谁会预测；
　　　静悄悄三两破渔船，勤劳做工不计雨或晴。
　　　经过夏秋冬，风季纵无情，转眼丛林油然茂生；
　　　在这里感叹天错爱，原来根已种植土里。」

　　香港人的性格与本土意识充份反映在歌词里。除了面对回归的香港人以外，试问谁会更能共鸣呢？

　　圣诗，不论其歌词有多少社会内容，但正如其他本土创作的歌曲一样，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总会带有时代的气息。喜欢听〈狮子山下〉的弟兄姊妹，大概也会喜欢〈风雨念香港〉吧！

语言
　　新派圣诗另一个比传统圣诗更能触动人心的原因就是语言。

　　香港大部分教会所采用的诗集，都是以国语或普通话填词的，而香港人说的是广东话，唱起来难免觉得不流畅，像有一层阻隔。任何香港信徒唱《普天颂赞》第十八首的〈快乐歌〉，都会发现大部分歌词唱出来总与广东话发音并不符合。有人曾填上配合广东话的歌词，唱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又例如《普天颂赞》第六百一十首〈奇妙恩典歌〉，有香港人再编曲填词，由年青歌手演绎，叫〈还有恩典〉，许多香港人都很喜欢。以广东话填词的〈恩典太美丽〉、（偶然遇上的惊喜）、〈足印〉、〈天地赞美〉，都为年青信徒所喜爱，因为曲与词配合，互相辉映。

　　其实，与语言有关的，不单只是歌词与音调的配合，还有方言填词的问题。一般而言，母语是最能表达与抒发一个人的感情的。向一个香港人讲英语什至普通话的粗话，也不及广东话的那么具侮辱性，这不是由于粗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是语言本身的感觉。香港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有人用广东话填词，到七、八十年代的黄沾、许冠杰等，更为一代宗师。例如黄沾的〈问我〉：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
　　　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
　　　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
　　　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歌词具哲理味道，「我系我」一句广东歌词，更是神来之笔。

　　至于许冠杰的歌，不少更被认为「抵死」，意即传神、通俗、「到肉」，例如〈钱钱钱〉：

　　「成日要钱多，干水乜都喎，借钱最折堕，爬低翳契哥。
　　　贫贱拗颈多，生仔都念过，阿女嗌肚饿，屋租都要拖。
　　　有乜野会令你心花怒放！钱！
　　　谂得多卒之梗癫癫丧丧！钱！
　　　有咗佢就算打跛双脚都冇相干。冇得挡！冇得挡！」

　　由香港人创作的新派圣诗，还未走到广东话化的地步。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大师胡适，提倡「我手写我口」。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莫不欢迎采用作家自己的母语方言。香港未来的圣诗，会不会普通话与广东话双线发展呢？

总结
　　总的来说，新派圣诗的确有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的价值。我们就算不喜欢新派圣诗的粗糙，也当欣赏创作者澎湃的热诚与创意。如果没有人创作新的圣诗，圣乐就会变成断流的江河，终必干涸。除非有人愿意委身圣乐的事奉，尤其是圣诗的创作，我们才会有可传之世的遗产，才会有涌流不息的圣乐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