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年青人大都比較喜歡新派聖詩，有些年青人為主的教會甚至棄用傳統聖詩，以迎合他們的口味。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天天在香港教會內發生。年青人喜歡唱新派聖詩，覺得這些詩歌更能觸動內心，但不一定會知道這種感覺的因由。可是，作為教會，我們不得不問：為甚麼新派聖詩比傳統聖詩更感人呢？

處境
　　其實，聖詩雖然都是述說神人關係，但是，所有創作出來的聖詩都有其文化與社會的土壤，亦即處境。人是在具體歷史時空的處境下與上帝相遇的，而聖詩往往會有意或無意地反映了人在這個處境下對人生與上帝的盼望和渴求，不論這詩歌的主題多麼普世性。舊日的聖詩反映昔日的處境，今日的聖詩反映現在的處境，這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如，《普天頌讚》三百一十一首〈新天地歌〉，曲詞均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時空下寫成，第一節內容是這樣的：

　　「耶路撒冷新天地，光明永福之鄉；
　　　人間壓迫威權下，呼聲慘裂肝腸；
　　　每逢想到你將臨，目前痛苦皆忘，
　　　奮鬥之火起烈焰，弱臂得轉為強。」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戰亂頻仍的中國，在崇拜時信徒一起唱這首聖詩，有誰不會動容？換了一個時空，情況就不一樣。又例如，在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齊唱新歌》，有一首叫〈風雨念香港〉，第一節歌詞是這樣的：

　　「在這裡天天享繁榮，試問從前誰會預測；
　　　靜悄悄三兩破漁船，勤勞做工不計雨或晴。
　　　經過夏秋冬，風季縱無情，轉眼叢林油然茂生；
　　　在這裡感歎天錯愛，原來根已種植土裡。」

　　香港人的性格與本土意識充份反映在歌詞裡。除了面對回歸的香港人以外，試問誰會更能共鳴呢？

　　聖詩，不論其歌詞有多少社會內容，但正如其他本土創作的歌曲一樣，是一個時代的反映，總會帶有時代的氣息。喜歡聽〈獅子山下〉的弟兄姊妹，大概也會喜歡〈風雨念香港〉吧！

語言
　　新派聖詩另一個比傳統聖詩更能觸動人心的原因就是語言。

　　香港大部分教會所採用的詩集，都是以國語或普通話填詞的，而香港人說的是廣東話，唱起來難免覺得不流暢，像有一層阻隔。任何香港信徒唱《普天頌讚》第十八首的〈快樂歌〉，都會發現大部分歌詞唱出來總與廣東話發音並不符合。有人曾填上配合廣東話的歌詞，唱的時候感覺就不一樣。又例如《普天頌讚》第六百一十首〈奇妙恩典歌〉，有香港人再編曲填詞，由年青歌手演繹，叫〈還有恩典〉，許多香港人都很喜歡。以廣東話填詞的〈恩典太美麗〉、（偶然遇上的驚喜）、〈足印〉、〈天地讚美〉，都為年青信徒所喜愛，因為曲與詞配合，互相輝映。

　　其實，與語言有關的，不單只是歌詞與音調的配合，還有方言填詞的問題。一般而言，母語是最能表達與抒發一個人的感情的。向一個香港人講英語甚至普通話的粗話，也不及廣東話的那麼具侮辱性，這不是由於粗話的具體內容是甚麼，而是語言本身的感覺。香港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有人用廣東話填詞，到七、八十年代的黃霑、許冠傑等，更為一代宗師。例如黃霑的〈問我〉：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數清楚？
　　　問我點解會高興？究竟點解要苦楚？
　　　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

　　歌詞具哲理味道，「我係我」一句廣東歌詞，更是神來之筆。

　　至於許冠傑的歌，不少更被認為「抵死」，意即傳神、通俗、「到肉」，例如〈錢錢錢〉：

　　「成日要錢多，乾水乜都喎，借錢最折墮，爬低翳契哥。
　　　貧賤拗頸多，生仔都唸過，阿女嗌肚餓，屋租都要拖。
　　　有乜野會令你心花怒放！錢！
　　　諗得多卒之梗癲癲喪喪！錢！
　　　有咗佢就算打跛雙腳都冇相干。冇得擋！冇得擋！」

　　由香港人創作的新派聖詩，還未走到廣東話化的地步。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大師胡適，提倡「我手寫我口」。世界各地的文學作品，莫不歡迎採用作家自己的母語方言。香港未來的聖詩，會不會普通話與廣東話雙線發展呢？

總結
　　總的來說，新派聖詩的確有其產生的原因與存在的價值。我們就算不喜歡新派聖詩的粗糙，也當欣賞創作者澎湃的熱誠與創意。如果沒有人創作新的聖詩，聖樂就會變成斷流的江河，終必乾涸。除非有人願意委身聖樂的事奉，尤其是聖詩的創作，我們才會有可傳之後世的遺產，才會有湧流不息的聖樂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