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
八十年代中共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及中国社会在开放呈现的各种问题，促使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作出深层的反省。一九七九年开始，中国文学界一反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只能歌颂，文艺只能服从政治任务的桎梏，呈现出一股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文艺潮流。这些作品深刻地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展现出过去作品所从未见过的现实世界。
反思文革是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话语。正如巴金的自我检讨：「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探索集》）巴金的自省揭示出一个深层的问题：什么是人的价值？如何可以保持人的尊严？人们应该如何从文革中总结教训？「人」的价值成为「新写实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不少震盪与冲击。当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业文化、消费文明日趋泛滥的时候，知识分子发现在这个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人文学术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不少诙谐、幽默、调侃人生，什至是亵渎神圣、「痞味十足」的玩世作品。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关注人的终极关怀及精神取向。面对「现金关怀」对「终极关怀」的冲击，一场围绕着人文精神是否失落，又如何重建的讨论由此展开。
八十年代迄今，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对「人」存在的终极价值作出反省与追寻。而在部分文学创作中，更流露出对宗教精神及价值的倾慕与肯定，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了宗教的关怀。
北村的神圣写作
北村（原名康洪）是中国着名作家。一九六五年生于福建，一九八五年自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即从事文学创作，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一九九二年三月，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以「神圣写作」开创了国内小说界的独特现象。《施洗的河》（一九九三）是他皈信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借着主人公刘浪从堕落到重生遭遇，带出生存的意义，以及灵魂救赎的问题。北村通过小说的不同角色，说明了人类在罪中的绝望及恶的真实。更重要的是，他带出了基督信仰的盼望，让飘泊的灵魂找到终极的归宿。
北村的创作十分关注「存在」的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又应该追求什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条件大大改善。但是当人们从外在政治教条的桎梏中得到释放，什至享受到富裕的物质生活，是否就代表人能够找到他自己？还是陷入更深的自我迷失？
在中篇小说〈伤逝〉（一九九三）及〈消失的人类〉（一九九三）里，北村通过死亡这个文学的主题来探讨生存的意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一般人眼中活得不错的人，却因着难以说明的理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背要带出的，就是人「活着」的问题：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还有一个魂，一个心思、意志和情感，它无时不刻要自作主张，要做王，它使你沦落在体验中，而这种体验除了空虚、孤独之外，什么也没有。这种体验里充满了鬼魔，你就被黑暗主宰了，你就完全了，有一天你要看见世界失了味，你要看见小说帮不了你的忙，你莫名其妙就想找死，你可能就死了，真的死了。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专特是为着死的吗？」（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锺山》，一九九三年六期）
人生存在世的意义，难道就是为等待死亡？于是不少人努力寻找一个永远解决的办法，或称之为终极关怀，好作为救赎的方法。这正是人需要得着拯救，并渴望拯救的原因。北村通过小说希望指陈出人不断寻找拯救却又无法得着拯救的事实！
那么，什么是人不能自我拯救的原因呢？北村指出，是因为叫人活着的灵沉睡了。「灵若不苏醒，人就跟动物的样式和性情差不多，优雅一点而已。」这里北村所指的「灵」有着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他认为，打从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犯罪起，人便弃绝了神的爱，走上一条背逆的路。一切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人根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救渡自己。人唯一可以得着拯救的方法，就是「恢复起初的爱」，就是「神」。唯有得着神圣的爱，人方可得着真正的释放，寻获生存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作家必须要「恢复起初的爱，再启动这支笔」来创作，才能「成为这个时代良心的代表」。
北村指出，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神」的观念，他们对「绝对」和「天道」的理解，均是以人对受造物（自然）的认识关系而达成的。因此，生命的体验沦落为对自然的体验，「终极关怀自然下降为道德关怀」。北村强调，「真正的人文精神是道德价值的出发点，不是道德价值本身」，中国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人文精神，由于缺少了「超验的价值」，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因此，表现出的实际上不是人文精神，而是「文人精神」。「文人精神只是一种理想，它不代表实际，更不代表真理。」若非从宗教的超验进路入手，根本不能掌握人文精神的关键所在，更遑论任何重建的讨论。
北村毫不讳言他的立场：「作为一个作家，对人自身最坚决、深刻、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能来自于信仰。」他的立场，就是接受神圣的启示，追求真理；并本着从「灵」（与神接触的唯一途径）而来的「良知」来写作。（〈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锺山》，一九九五年四期）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建构
从一九九二年皈依以来，北村已投入神圣写作十多年，成为中国大陆少数公开认信基督徒身分，并致力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的作家。他曾入选中国小说五十强（一九七八至二○○○）优秀作家，作品已有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等外语。迄今北村出版的作品十多种，其中《周渔的喊叫》（一九九九）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由孙周执导，巩琍及梁家辉主演）。近着包括《愤怒》（二○○四）、《公路上的灵魂》（二○○五）及《我和上帝有个约》（二○○六）。现时他定居于北京，参加方舟教会的聚会，并为教会义工。
余杰曾指出，改革开放以还的中国文学，虽然感觉到当代人心灵的坠落，但是却只是停留在对「恶」的白描上，什至还陷入了对心灵坠落状态的情不自禁的把玩，结果当代中国文学只停留在与罪恶平行的可悲境地。相反，北村的创作，展现了「恶」与「罪」的关系，直指「恶」来自我们自身无可摆脱的「罪」。更重要的是，北村在创作中带出「爱」与「救赎」的盼望。（《愤怒》余杰序）
北村的神圣写作，并不是单纯运用了宗教或基督教的资源与素材来创作，与其他中国当代小说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他不仅借文学来诊断心灵，也尝试开出药方与治疗。捧读与细味他的创作，除了让我们窥探到一位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信仰与时代的反省外，其创作在中国文坛获得的广大迴响，更可视为基督教文学打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一个突破。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建课题，展现了信仰能否与社会文化，以至时代心灵对话的可能。在关注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况与前景时，我们也得把目光转到基督教文学这个长久被忽视的领域去，从而拓阔我们的视野，深化我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