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人
八十年代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及中國社會在開放後呈現的各種問題，促使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作出深層的反省。一九七九年開始，中國文學界一反過去對社會主義的現實只能歌頌，文藝只能服從政治任務的桎梏，呈現出一股被稱為「新寫實主義」的文藝潮流。這些作品深刻地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展現出過去作品所從未見過的現實世界。
反思文革是八十年代初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話語。正如巴金的自我檢討：「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探索集》）巴金的自省揭示出一個深層的問題：甚麼是人的價值？如何可以保持人的尊嚴？人們應該如何從文革中總結教訓？「人」的價值成為「新寫實主義」文藝創作的重要課題。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不少震盪與衝擊。當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商業文化、消費文明日趨泛濫的時候，知識分子發現在這個功利主義佔主導地位的時代裡，人文學術也受到市場經濟的衝擊。在文藝創作方面，出現了不少詼諧、幽默、調侃人生，甚至是褻瀆神聖、「痞味十足」的玩世作品。中國知識分子進一步關注人的終極關懷及精神取向。面對「現金關懷」對「終極關懷」的衝擊，一場圍繞著人文精神是否失落，又如何重建的討論由此展開。
八十年代迄今，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沒有放棄對「人」存在的終極價值作出反省與追尋。而在部分文學創作中，更流露出對宗教精神及價值的傾慕與肯定，為當代中國文學注入了宗教的關懷。
北村的神聖寫作
北村（原名康洪）是中國著名作家。一九六五年生於福建，一九八五年自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即從事文學創作，被譽為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一九九二年三月，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後，創作轉向關注人的靈魂、人性和終極價值的探索，以「神聖寫作」開創了國內小說界的獨特現象。《施洗的河》（一九九三）是他皈信後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藉著主人公劉浪從墮落到重生遭遇，帶出生存的意義，以及靈魂救贖的問題。北村通過小說的不同角色，說明了人類在罪中的絕望及惡的真實。更重要的是，他帶出了基督信仰的盼望，讓飄泊的靈魂找到終極的歸宿。
北村的創作十分關注「存在」的意義。人為甚麼要活著？生存的意義是甚麼？人活著又應該追求甚麼？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的條件大大改善。但是當人們從外在政治教條的桎梏中得到釋放，甚至享受到富裕的物質生活後，是否就代表人能夠找到他自己？還是陷入更深的自我迷失？
在中篇小說〈傷逝〉（一九九三）及〈消失的人類〉（一九九三）裡，北村通過死亡這個文學的主題來探討生存的意義。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在一般人眼中活得不錯的人，卻因著難以說明的理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在背後要帶出的，就是人「活著」的問題：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你還有一個魂，一個心思、意志和情感，它無時不刻要自作主張，要做王，它使你淪落在體驗中，而這種體驗除了空虛、孤獨之外，甚麼也沒有。這種體驗裡充滿了鬼魔，你就被黑暗主宰了，你就完全了，有一天你要看見世界失了味，你要看見小說幫不了你的忙，你莫名其妙就想找死，你可能就死了，真的死了。你誕生在這個世界專特是為著死的嗎？」（北村：〈愛能遮掩許多的罪〉，《鍾山》，一九九三年六期）
人生存在世的意義，難道就是為等待死亡？於是不少人努力尋找一個永遠解決的辦法，或稱之為終極關懷，好作為救贖的方法。這正是人需要得著拯救，並渴望拯救的原因。北村通過小說希望指陳出人不斷尋找拯救卻又無法得著拯救的事實！
那麼，甚麼是人不能自我拯救的原因呢？北村指出，是因為叫人活著的靈沉睡了。「靈若不甦醒，人就跟動物的樣式和性情差不多，優雅一點而已。」這裡北村所指的「靈」有著強烈的基督教色彩。他認為，打從人類的始祖在伊甸園犯罪起，人便棄絕了神的愛，走上一條背逆的路。一切人的意念都是虛妄的，人根本不能憑自己的力量救渡自己。人唯一可以得著拯救的方法，就是「恢復起初的愛」，就是「神」。唯有得著神聖的愛，人方可得著真正的釋放，尋獲生存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作家必須要「恢復起初的愛，再啟動這支筆」來創作，才能「成為這個時代良心的代表」。
北村指出，由於中國知識分子沒有「神」的觀念，他們對「絕對」和「天道」的理解，均是以人對受造物（自然）的認識關係而達成的。因此，生命的體驗淪落為對自然的體驗，「終極關懷自然下降為道德關懷」。北村強調，「真正的人文精神是道德價值的出發點，不是道德價值本身」，中國知識分子所討論的人文精神，由於缺少了「超驗的價值」，缺乏一個不動的根基，因此，表現出的實際上不是人文精神，而是「文人精神」。「文人精神只是一種理想，它不代表實際，更不代表真理。」若非從宗教的超驗進路入手，根本不能掌握人文精神的關鍵所在，更遑論任何重建的討論。
北村毫不諱言他的立場：「作為一個作家，對人自身最堅決、深刻、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能來自於信仰。」他的立場，就是接受神聖的啟示，追求真理；並本著從「靈」（與神接觸的唯一途徑）而來的「良知」來寫作。（〈神聖啟示與良知的寫作〉，《鍾山》，一九九五年四期）
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建構
從一九九二年皈依以來，北村已投入神聖寫作十多年，成為中國大陸少數公開認信基督徒身分，並致力從事基督教文學創作的作家。他曾入選中國小說五十強（一九七八至二○○○）優秀作家，作品已有被譯成英文、日文、德文等外語。迄今北村出版的作品十多種，其中《周漁的喊叫》（一九九九）改編成電影《周漁的火車》（由孫周執導，鞏琍及梁家輝主演）。近著包括《憤怒》（二○○四）、《公路上的靈魂》（二○○五）及《我和上帝有個約》（二○○六）。現時他定居於北京，參加方舟教會的聚會，並為教會義工。
余杰曾指出，改革開放以還的中國文學，雖然感覺到當代人心靈的墜落，但是卻只是停留在對「惡」的白描上，甚至還陷入了對心靈墜落狀態的情不自禁的把玩，結果當代中國文學只停留在與罪惡平行的可悲境地。相反，北村的創作，展現了「惡」與「罪」的關係，直指「惡」來自我們自身無可擺脫的「罪」。更重要的是，北村在創作中帶出「愛」與「救贖」的盼望。（《憤怒》余杰序）
北村的神聖寫作，並不是單純運用了宗教或基督教的資源與素材來創作，與其他中國當代小說家不同之處，在於他是「用一個基督徒的目光打量這個墮落的世界」，他不僅藉文學來診斷心靈，也嘗試開出藥方與治療。捧讀與細味他的創作，除了讓我們窺探到一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對信仰與時代的反省外，其創作在中國文壇獲得的廣大迴響，更可視為基督教文學打入社會公共領域的一個突破。
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創建課題，展現了信仰能否與社會文化，以至時代心靈對話的可能。在關注基督教在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現況與前景時，我們也得把目光轉到基督教文學這個長久被忽視的領域去，從而拓闊我們的視野，深化我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