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界将会在十月二十九日,以教内普选的方式选出在选举委员会的界别代表,有主内同工或会质疑此举是否将外界的政治纷争带进教会,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将政教分离诠释为信徒不当参与政治,却是忽略了这概念产的历史胝胳,政教分离的概念产生于政教运动期间。当时天主教会常借政权之手打压政教运动,而保守的新教徒亦以同样的手段打击较激进的改革者。政教分离便是被打压的一方所提出的口号:他们希望可以在不受政权干预的情况下,又凭自己的信仰良心过自己的信仰生活。
政教分离的原则抗拒政权对信仰生活的干预,可是它本身却是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信徒不愿涉入政争,政权却倾向干预信仰。坚持政教分离,乃昃一场抵抗政权入侵的独立战争,而争取政教分离的历史,也就是先贤殉道的血泪史。今天香港的基督徒能按着良心自由的敬拜上主,绝非必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不少地方的基督徒仍然未能得享这种福气。
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教会与政权不应有组织上的连系。神圣的祭坛并不应沦为政治斗争的场所,这一点笔者是同意的。可是,这绝不代表信徒当与政治绝缘。政权的权力若不受限制,终有一天他们必会染指宗教事务,不少地方的掌权者也确实如此行了。政教分离是要靠信徒的努力去维系的。在极权的体制中,宗教没有自由敬拜的空间,而必须成为政权的附庸。而普遍而言,一个政治体系愈是民主,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的空间便会愈大,是以,一个地区的政制发展,对信徒的信仰生活乃是息息相关。信徒及教牧若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在公民社会中对当权者进行监察,他们都可以为政教分离以及信仰的传承作出贡献。
有读者或仍会质疑为何基督徒要参与像政制发展这一类的政治讨论。专注家庭伦理这一类道德问题,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更迫切的任务么?姑且不论这种对信仰的诠释是否过于狭窄,这种看法仍是过于天真的。诚然一个专制的政权有可能会提出一些合乎基督徒伦理的政策。可是,专制政权的行动往往难以预测,而万一他们提出有违基督徒伦理的政策,亦倾向采用「大石压死蟹」的决策方式,信徒缺乏申诉的空间。建立一个公平、公开的政制,让基督徒透过公共讨论争取合乎信仰原则的政策,比通过或否决一两条个别政策更为重要。
再者,基督教信仰对于一个政权该采用什么的管治手法,该建立怎样的政制,并不是没有意见。「行公义,施怜悯」,乃是基督教信仰对政权的要求,一个合乎信仰原则的政权不能欺凌弱小,也不能对他们的苦况坐视不理。我们不敢说某一种政治制度完全合乎基督教的理想,那一种政制比较合符公义、合符人性,却是可知的。基督徒在政制议题上仗义执言,可说是理直气壮。
在即将来临的选委遴选,基督徒可透过选出能代表他们的选委,向角选特首的选举的候选人施加压力。为了抗拒政权对信仰的干预,为了让当权者尊重信仰的原则,为了实践基督教的政治理想,笔者鼓励各主内同工踊跃参与,为主作盐作光。
(作者为基督徒争取普选连线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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