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使人腐化，第四权何尝不然？
传统上我们以媒体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用以监察政府的运作，防止前三者的滥权与出现偏差。在过去「文人办报」的时代，媒体的确起了很大的监察作用，现在看剧集提到民初的报馆时，常不忘描述当时的文人、报人如何不畏强权，触怒权贵，什至置生死于度外，致力揭发社会的种种弊病。
可惜随着媒体变成一门好生意，出现「商人办报」后，媒体开始滥权，不再洁身自爱，只顾「向钱看」。好，你要煽腥色吗？我就给你煽腥色。不够吗？那就更煽更腥更色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银两讫，宾客尽欢！这种情况近十来年愈演愈烈，有目共睹！
只是每当你批评传媒淫贱，他们就会突然变身正义的朋友，祭起「第四权」的大旗来，彷佛为了拜托他们监察政府，就理所当然的要忍受他们的淫贱。这就好像说因着幪面超人能打败怪兽，所以我们必须忍受他常常非礼小女生，并且一旦禁止他非礼小女生，他就连打败怪兽的能力也会被阉割掉一样。这真是恬不知耻之至！我尤其厌恶那种偷天换日，企图将那些为了保护小女生而批评幪面超人的人，说成是在捍卫怪兽的阴谋论讲法。
循名责实，让记者非神话化
过去我们之所以尊重报人与记者，是因着他们的识见；然而不是说你是报人或记者，就自动会有识见。一位反对同志运动的领袖在主讲一场有关社会公义的基督教讲座中，被一位相当资深的记者批评他经常妖魔化同志运动；讲员请她举一些例子，以便澄清一下，但她一个例子也举不出来，只说好些人都这样告诉她。这种缺乏实证精神的正义感，当然不是一个专业记者应有的表现。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类的记者，然而他们却掌握着媒体，有能力制造舆论，实在叫人忧心。
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这位资深传媒人在《偏见》一书中，更进一步让我们知道好些西方媒体的精英分子，是如何带着「政治正确」的有色眼镜看世界。当他们发觉现实与他们的假想不一样，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发掘真相的专业，削足适履的编造了许多「喻道新闻」，难怪美国新闻界内部有一种说法：「不要让事实影响一条好新闻！」
一则有关监狱的新闻播出后，高级制片人为了显示「种族平等」，告诉记者，下次得小心点，多拍些白人囚犯，不要让人留下印象，以为黑人是那儿唯一的囚犯。记者气得抓狂，因为高级制片人明明知道那儿只有一个白人罪犯！另一则有关飓风过后小岛出现抢劫的报道，被劝服删掉了抢劫的镜头，因为报道中所有的抢劫犯都是黑人！然而，岛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是黑人，抢劫犯是黑人，逮捕他们的警察也是黑人。
如果同情是要建筑在瞒骗的基础上，这种同情就相当廉价。可惜的是，不单美国，香港的传媒也常常被意识形态主导着他们的采访，炮制出各类无中生有、想当然耳、单边报道的新闻来。
结论：兴起「第五权」，监察「第四权」
我当然知道还有许多持守专业精神的记者，我自己就有好几位敬业乐业的记者朋友；我也知道即使在如此恶质的传媒生态下，仍然有许多优质的新闻报道在造福着社会，这些我都没有否定。我更祝愿那些有良知的传媒人成为一股清流，什至争取「上位」，成为一股改革的动力。
可是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一锅粥，何况现在锅里的可能是一坨牛屎！倘若传媒以为自己可以继续为所欲为，我们就要兴起「第五权」来监察滥权的「第四权」，透过民间力量揭露传媒的种种劣行，以好的新闻分析来批判坏的新闻报道，胪列那些不合格和偏差的报道，透过各种小众传媒（印刷品、讲座、电子媒体等）散播出去，提高市民对传媒的批判力（当然也应该举办优秀报道奖）。此外，我们也要迫使政府加重罚则，并严格执行；更要游说广告客户停止向淫贱传媒买广告。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抗衡财雄势大的媒体集团。
第五权并不是要打压第四权，仅是要制衡第四权，只有当权力能互相制衡，权力才能产生能力，而非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