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使人腐化，第四權何嘗不然？
傳統上我們以媒體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用以監察政府的運作，防止前三者的濫權與出現偏差。在過去「文人辦報」的時代，媒體的確起了很大的監察作用，現在看劇集提到民初的報館時，常不忘描述當時的文人、報人如何不畏強權，觸怒權貴，甚至置生死於度外，致力揭發社會的種種弊病。
可惜隨著媒體變成一門好生意，出現「商人辦報」後，媒體開始濫權，不再潔身自愛，只顧「向錢看」。好，你要煽腥色嗎？我就給你煽腥色。不夠嗎？那就更煽更腥更色好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貨銀兩訖，賓客盡歡！這種情況近十來年愈演愈烈，有目共睹！
只是每當你批評傳媒淫賤，他們就會突然變身正義的朋友，祭起「第四權」的大旗來，彷彿為了拜託他們監察政府，就理所當然的要忍受他們的淫賤。這就好像說因著幪面超人能打敗怪獸，所以我們必須忍受他常常非禮小女生，並且一旦禁止他非禮小女生，他就連打敗怪獸的能力也會被閹割掉一樣。這真是恬不知恥之至！我尤其厭惡那種偷天換日，企圖將那些為了保護小女生而批評幪面超人的人，說成是在捍衛怪獸的陰謀論講法。
循名責實，讓記者非神話化
過去我們之所以尊重報人與記者，是因著他們的識見；然而不是說你是報人或記者，就自動會有識見。一位反對同志運動的領袖在主講一場有關社會公義的基督教講座中，被一位相當資深的記者批評他經常妖魔化同志運動；講員請她舉一些例子，以便澄清一下，但她一個例子也舉不出來，只說好些人都這樣告訴她。這種缺乏實證精神的正義感，當然不是一個專業記者應有的表現。我們不知道有多少這類的記者，然而他們卻掌握著媒體，有能力製造輿論，實在叫人憂心。
伯納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這位資深傳媒人在《偏見》一書中，更進一步讓我們知道好些西方媒體的精英分子，是如何帶著「政治正確」的有色眼鏡看世界。當他們發覺現實與他們的假想不一樣，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發掘真相的專業，削足適履的編造了許多「喻道新聞」，難怪美國新聞界內部有一種說法：「不要讓事實影響一條好新聞！」
一則有關監獄的新聞播出後，高級製片人為了顯示「種族平等」，告訴記者，下次得小心點，多拍些白人囚犯，不要讓人留下印象，以為黑人是那兒唯一的囚犯。記者氣得抓狂，因為高級製片人明明知道那兒只有一個白人罪犯！另一則有關颶風過後小島出現搶劫的報道，被勸服刪掉了搶劫的鏡頭，因為報道中所有的搶劫犯都是黑人！然而，島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是黑人，搶劫犯是黑人，逮捕他們的警察也是黑人。
如果同情是要建築在瞞騙的基礎上，這種同情就相當廉價。可惜的是，不單美國，香港的傳媒也常常被意識形態主導著他們的採訪，炮製出各類無中生有、想當然耳、單邊報道的新聞來。
結論：興起「第五權」，監察「第四權」
我當然知道還有許多持守專業精神的記者，我自己就有好幾位敬業樂業的記者朋友；我也知道即使在如此惡質的傳媒生態下，仍然有許多優質的新聞報道在造福著社會，這些我都沒有否定。我更祝願那些有良知的傳媒人成為一股清流，甚至爭取「上位」，成為一股改革的動力。
可是一顆老鼠屎就能壞一鍋粥，何況現在鍋裡的可能是一坨牛屎！倘若傳媒以為自己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我們就要興起「第五權」來監察濫權的「第四權」，透過民間力量揭露傳媒的種種劣行，以好的新聞分析來批判壞的新聞報道，臚列那些不合格和偏差的報道，透過各種小眾傳媒（印刷品、講座、電子媒體等）散播出去，提高市民對傳媒的批判力（當然也應該舉辦優秀報道獎）。此外，我們也要迫使政府加重罰則，並嚴格執行；更要游說廣告客戶停止向淫賤傳媒買廣告。只有多管齊下，才能抗衡財雄勢大的媒體集團。
第五權並不是要打壓第四權，僅是要制衡第四權，只有當權力能互相制衡，權力才能產生能力，而非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