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当我们询问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出现教会以外的基督教研究时，或许更当思考的是，作为西方文化主要成分的基督教何以在华人学圈中似乎未受应有的重视？国内文化及教育体制中出现基督教研究对学术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差距并非想像的大
　　基督教神学和中国的儒释道传统皆没有在现代汉语学术建制中建立起独立的科系，但由于后者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传，故早被吸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之研究论域中。反倒基督教由于并非中国传统宗教之一，故即使港台等地存在着基督教背景的大学和相关科系，其学术积累至今仍然单薄，在许多範畴仍欠缺研究，对文化体系的影响力更无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相提并论，³¹这就如东亚研究在西方学界与基督教研究的对比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持平地说，不是港台等地的教会和学术建制中没有希望建立基督教学术的知识份子（在数字比例上中国大陆也不见得是多得很），而是受到客观环境和学术积累的限制致使他们有心无力。

　　若我们查考一下港台等地的情况，也会发现能开办有关基督教研究的研究院课程的大学也不比中国大陆出现得早多少。有趣的是，港台等地也曾出现从教会牧养立场来批评大学课程对基督信仰作用的说法。³²事实上，这些地区教会建制内外之基督教研究学者的对话也是在近年才比较频繁，其原因恰恰是教会建制内的学术亦在这期间渐次建立起来。

　　如此一来，中国大陆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的确对推动基督教研究构成了独特的影响，但在整体学术发展的格局上其他华人地区却不一定存在着南辕北辙的分别。我们或许可以说，正因国内教会与文教建制壁垒分明，而其中教会的学术建设又因仍要应付庞大的牧养需求而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增长，故更突显出二者强烈的差异，而这仅为其他华人地区教会内外基督教学术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极端表现。杨庆球在多年前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由于国内人材及学者什多，只需有一小部分人对基督教有兴趣，相对于香港教会界，已是一个大数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发展条件，并无值得诧异之处。」³³因此我们也不应过分强调国内基督教学术整体格局上的特殊性，汉语的神学和基督教研究（不论是教会的或文教体制内的）应该越过这表象和撇开一切无谓的争拗，迳直处理学术研究自身要考量的议题，以强化学术积累上的不足。

历史里的特例
　　不过既然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汉语学术发展的特殊情况，笔者觉得其中确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部分教会人士对国内学人的基督教学术持保留态度，是因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并非来自建制教会，而是从其学术研究和翻译着作经验而得。当中一些人因这些接触而对宗教研究产生兴趣，而极少数更对基督信仰产生认同以至委身，什至发展出神学论述。

　　当教会人士在对他们「神学观点」的正统性抱有疑虑时，不更应从宏观的视野看到非信徒对基督教的评论向来总是以负面为多数的，今有为数不少非从建制教会途径认识基督教，什至对信仰有兴趣而持正面态度的中国学者出现，岂非中国基督教以至整个教会史中绝无仅有的特例？

　　不过我们也得需补充，对基督信仰的某些价值和观点表示认同是一回事，真正的认信与委身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也可预期国内参与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将来大部分仍会属于前者，这自然会深切影响到他们所建构之「神学」论述的品质。

真正在汉语语境植根
　　若非信仰缘故，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学者投入精力研究基督教？上次我们已提到国内学术发展凸显了教会性和人文性神学／基督教研究的分野，事实上西方神学界自启蒙时代以来也面对着相似的学术分化／多元现象，而这正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³⁴中国学者百多年来也在挣扎于将中国学术与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以致能使其在现代语境下显其出活力和竞争性。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迄今为止学界所能参照的现代性模型只有西方启蒙以降所创制的一种，当然这并不排除将来可能出现其他的现代性模式（诸如中国的、伊斯兰的等），但却仍然是在形成中的阶段。因此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说穿了是在向西方的现代性开放，而基督教便是其背后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

　　顺此，我们可发现国内知识分子在处理基督教思想时，经常涉及在当代如何重构中国文化的巨大议题，而这种讨论便超越了汉语神学和基督教研究的内在关注，致使更广泛的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界能参与其中。但如此一来，此运动之「神学」性格亦变得模糊，什至可能会成为重构当代汉语文化的一种功能性现象。我们可以预期，将来与基督教有关的汉语论述仍将比真正汉语的神学论述更多出现，然而这却可能是基督教思想要在一个主流文化中扎根所无法避免的历程。

　　不过我隐隐地感觉到，在此过程中虽然中国学者大概不会大规模地转信基督教，可是基督信仰却将被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和接纳，不会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渐渐地转化为未来汉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³⁵这正是人文性神学和基督教研究在非建制教会的汉语学界中产生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