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當我們詢問為甚麼在中國大陸會出現教會以外的基督教研究時，或許更當思考的是，作為西方文化主要成分的基督教何以在華人學圈中似乎未受應有的重視？國內文化及教育體制中出現基督教研究對學術發展有甚麼重要意義？

差距並非想像的大
　　基督教神學和中國的儒釋道傳統皆沒有在現代漢語學術建制中建立起獨立的科系，但由於後者被視為中國古代文化遺傳，故早被吸納於人文和社會科學之研究論域中。反倒基督教由於並非中國傳統宗教之一，故即使港台等地存在著基督教背景的大學和相關科系，其學術積累至今仍然單薄，在許多範疇仍欠缺研究，對文化體系的影響力更無法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相提並論，³¹這就如東亞研究在西方學界與基督教研究的對比一樣。因此我們可以持平地說，不是港台等地的教會和學術建制中沒有希望建立基督教學術的知識份子（在數字比例上中國大陸也不見得是多得很），而是受到客觀環境和學術積累的限制致使他們有心無力。

　　若我們查考一下港台等地的情況，也會發現能開辦有關基督教研究的研究院課程的大學也不比中國大陸出現得早多少。有趣的是，港台等地也曾出現從教會牧養立場來批評大學課程對基督信仰作用的說法。³²事實上，這些地區教會建制內外之基督教研究學者的對話也是在近年才比較頻繁，其原因恰恰是教會建制內的學術亦在這期間漸次建立起來。

　　如此一來，中國大陸的特殊政治社會環境的確對推動基督教研究構成了獨特的影響，但在整體學術發展的格局上其他華人地區卻不一定存在著南轅北轍的分別。我們或許可以說，正因國內教會與文教建制壁壘分明，而其中教會的學術建設又因仍要應付龐大的牧養需求而難以在短期內迅速增長，故更突顯出二者強烈的差異，而這僅為其他華人地區教會內外基督教學術發展不平衡的一種極端表現。楊慶球在多年前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由於國內人材及學者甚多，只需有一小部分人對基督教有興趣，相對於香港教會界，已是一個大數目。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歷史發展條件，並無值得詫異之處。」³³因此我們也不應過分強調國內基督教學術整體格局上的特殊性，漢語的神學和基督教研究（不論是教會的或文教體制內的）應該越過這表象和撇開一切無謂的爭拗，逕直處理學術研究自身要考量的議題，以強化學術積累上的不足。

歷史裡的特例
　　不過既然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研究向我們揭示了漢語學術發展的特殊情況，筆者覺得其中確有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部分教會人士對國內學人的基督教學術持保留態度，是因他們對基督教的認識並非來自建制教會，而是從其學術研究和翻譯著作經驗而得。當中一些人因這些接觸而對宗教研究產生興趣，而極少數更對基督信仰產生認同以至委身，甚至發展出神學論述。

　　當教會人士在對他們「神學觀點」的正統性抱有疑慮時，不更應從宏觀的視野看到非信徒對基督教的評論向來總是以負面為多數的，今有為數不少非從建制教會途徑認識基督教，甚至對信仰有興趣而持正面態度的中國學者出現，豈非中國基督教以至整個教會史中絕無僅有的特例？

　　不過我們也得需補充，對基督信仰的某些價值和觀點表示認同是一回事，真正的認信與委身卻是另一回事；我們也可預期國內參與基督教研究的學者將來大部分仍會屬於前者，這自然會深切影響到他們所建構之「神學」論述的品質。

真正在漢語語境植根
　　若非信仰緣故，是甚麼原因促使這些學者投入精力研究基督教？上次我們已提到國內學術發展凸顯了教會性和人文性神學／基督教研究的分野，事實上西方神學界自啟蒙時代以來也面對著相似的學術分化／多元現象，而這正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³⁴中國學者百多年來也在掙扎於將中國學術與文化重構的過程中，以致能使其在現代語境下顯其出活力和競爭性。但不管我們喜歡與否，迄今為止學界所能參照的現代性模型只有西方啟蒙以降所創製的一種，當然這並不排除將來可能出現其他的現代性模式（諸如中國的、伊斯蘭的等），但卻仍然是在形成中的階段。因此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說穿了是在向西方的現代性開放，而基督教便是其背後的一個重要文化資源。

　　順此，我們可發現國內知識分子在處理基督教思想時，經常涉及在當代如何重構中國文化的巨大議題，而這種討論便超越了漢語神學和基督教研究的內在關注，致使更廣泛的國內人文和社會科學界能參與其中。但如此一來，此運動之「神學」性格亦變得模糊，甚至可能會成為重構當代漢語文化的一種功能性現象。我們可以預期，將來與基督教有關的漢語論述仍將比真正漢語的神學論述更多出現，然而這卻可能是基督教思想要在一個主流文化中扎根所無法避免的歷程。

　　不過我隱隱地感覺到，在此過程中雖然中國學者大概不會大規模地轉信基督教，可是基督信仰卻將被更多知識分子認識和接納，不會再被視為外來宗教，而漸漸地轉化為未來漢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³⁵這正是人文性神學和基督教研究在非建制教會的漢語學界中產生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