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病人在神智清醒时，及早签订预设医疗指示，让医护人员按照病人意愿，不再透过任何维持生命的治疗或仪器，延续生命。
法改会虽声称预设医疗指示不等同安乐死，暂时也不建议立法，笔者对此做法什有保留。当法改会作出上述转变，骨子里正是实质的被动安乐死，有关人士只想绕过安乐死在社会引发的争论，巧妙地采取技术主义来处理此复杂而涉及道德、宗教、人权、医疗、伦理与经济的问题。笔者宁可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至少经过各方深入讨论，将制订更为完善的政策，总好过单方面由法改会自行作出决定。倘若人的生命是宝贵，而与生命延续有关的伦理课题不能只有法律观点，却少了宗教与道德对此的看法，法律与道德两者平衡什为重要。
一般有关安乐死讨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两大类别。前者指因应病人要求，采取直接及蓄意行动，使病者进入死亡，如打毒针便是例子。后者则因应病人要求，可中止其维生仪器与药物，让病人自然地死去。
基督教信仰看杀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无人有权夺走别人的生命；因此教会伦理反对主动安乐死，认为人要选择生命而非了结生命，而医生的天职是救人而非杀人。对于被动安乐死，在伦理学讨论中，有部分教会人士认为可以接受，但反对的更多。医生怎可能见死不救？会否病人忧虑家人无法承受昂贵医疗开支，因而不太自愿地要求中止医疗服务？就此问题的讨论，艾金逊（David Atkinson）在《基督教应用伦理学》有什好的见解，首先，基督徒看「生命不止是一份礼物，它还是一份信托财产……选择死亡就是否定主是可靠的。」（298页）人的自主权在社会里，要接受某些限制。正如堕胎的争论，自主选择权重要，还是生存权重要？教会的看法是尊重生命，而在特殊处境下容许堕胎。
法改会虽然强调，预设医疗指示不等同安乐死，不会违反任何医疗守则，事实上此说法是以偏盖全，因为病人可能在医生暗示、家人怂恿下，签订违反个人意愿的指示。治疗期间，病人的个人情绪变化，同样会影响有关决定，虽然有关指示亦可随时撤销，但不要忘记病人有可能忘掉了曾作出的指示。
面对未来医疗开支大增，若干经济有压力的家庭，可能无法负担，于是预设医疗指示成为一条出路。随着社会人伦关系，包括家人关系薄弱，预设医疗指示做法把生命权交在病人手里，让其可作主；却忽略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当更多独居长者落入病痛，对人生前景悲观，似乎预设医疗指示是唯一的选择，于是更多人以此方法了结生命。正如邓斯坦（Gordon Dunstan）说 :「一旦法例容许这些成为死亡的工具，病人的信心便会荡然无存 : 单凭理智并不会令我们免除无根据的恐惧。」（《基督教应用伦理学》，301页）
因此，笔者强烈反对由法改会单方面建议由病人自决生死；虽说个人自主权是不容否定的，但死亡本身也不能由病人自决 !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6.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