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病人在神智清醒時，及早簽訂預設醫療指示，讓醫護人員按照病人意願，不再透過任何維持生命的治療或儀器，延續生命。
法改會雖聲稱預設醫療指示不等同安樂死，暫時也不建議立法，筆者對此做法甚有保留。當法改會作出上述轉變，骨子裡正是實質的被動安樂死，有關人士只想繞過安樂死在社會引發的爭論，巧妙地採取技術主義來處理此複雜而涉及道德、宗教、人權、醫療、倫理與經濟的問題。筆者寧可政府以立法方式處理，至少經過各方深入討論，將制訂更為完善的政策，總好過單方面由法改會自行作出決定。倘若人的生命是寶貴，而與生命延續有關的倫理課題不能只有法律觀點，卻少了宗教與道德對此的看法，法律與道德兩者平衡甚為重要。
一般有關安樂死討論，分為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兩大類別。前者指因應病人要求，採取直接及蓄意行動，使病者進入死亡，如打毒針便是例子。後者則因應病人要求，可中止其維生儀器與藥物，讓病人自然地死去。
基督教信仰看殺人是不可接受的，因為無人有權奪走別人的生命；因此教會倫理反對主動安樂死，認為人要選擇生命而非了結生命，而醫生的天職是救人而非殺人。對於被動安樂死，在倫理學討論中，有部分教會人士認為可以接受，但反對的更多。醫生怎可能見死不救？會否病人憂慮家人無法承受昂貴醫療開支，因而不太自願地要求中止醫療服務？就此問題的討論，艾金遜（David Atkinson）在《基督教應用倫理學》有甚好的見解，首先，基督徒看「生命不止是一份禮物，它還是一份信託財產……選擇死亡就是否定主是可靠的。」（298頁）人的自主權在社會裡，要接受某些限制。正如墮胎的爭論，自主選擇權重要，還是生存權重要？教會的看法是尊重生命，而在特殊處境下容許墮胎。
法改會雖然強調，預設醫療指示不等同安樂死，不會違反任何醫療守則，事實上此說法是以偏蓋全，因為病人可能在醫生暗示、家人慫恿下，簽訂違反個人意願的指示。治療期間，病人的個人情緒變化，同樣會影響有關決定，雖然有關指示亦可隨時撤銷，但不要忘記病人有可能忘掉了曾作出的指示。
面對未來醫療開支大增，若干經濟有壓力的家庭，可能無法負擔，於是預設醫療指示成為一條出路。隨著社會人倫關係，包括家人關係薄弱，預設醫療指示做法把生命權交在病人手裡，讓其可作主；卻忽略了社會各界人士對生命應有的尊重。當更多獨居長者落入病痛，對人生前景悲觀，似乎預設醫療指示是唯一的選擇，於是更多人以此方法了結生命。正如鄧斯坦（Gordon Dunstan）說 :「一旦法例容許這些成為死亡的工具，病人的信心便會蕩然無存 : 單憑理智並不會令我們免除無根據的恐懼。」（《基督教應用倫理學》，301頁）
因此，筆者強烈反對由法改會單方面建議由病人自決生死；雖說個人自主權是不容否定的，但死亡本身也不能由病人自決 !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