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大学体制中成为研究对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近年国内基督教研究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其孕育于由公共文化和教育体制内。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基督教研究与神学一般只集中在神学院或与教会有关之学术建制内，1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学人出现之独特处恰恰是其与建制教会之分离，并完全是属于公共文教制度中，这在华人地区来说确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故本文将先作一历史回顾。2
自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在大陆掌权以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基督教会（包括公教、正教和新教）向政府交出了所有包括大学和神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3由于共产政府已完全掌管着国家的文化和教育资源，它必须提供一个全新的制度。纵然所有基督教大学和宗教系已然关闭或转化，但一个完整的人文学院总不能欠缺对宗教此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事实上在马克斯、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着作中也间中提及创造、原罪和三一等基督教元素，因此即使在文革的十年中，历史和哲学等科目中也加插了不少宗教的材料，纵然那往往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而宗教研究也沦为文革时期的政策批判工具。然而一旦意识形态的控制得到放宽后，宗教研究的本有主题便可吸引到学者的应有关注。4
在文化大革命完结的七十年代晚期，共产党承认了当中所犯的错误，也认为把一切宗教看成反革命的观点是过份简约的教条主义，故宗教研究便开始重回正轨。5不过由于教会的学术资源已没落多年，中国大陆的神学院至今仍在为提供足够教牧人员而挣扎，因此根本就没有馀力来创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以致在中国社会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6
至于在大学体制内，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受过正规宗教研究学术训练的学者已经非常年迈或者过世，7宗教研究唯有依赖其他学科的知识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宗教系被关闭了多年，仍有一些知识份子受过（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训练，他们较容易进入基督教思想史和基督教历史这些範畴中，故此在各个基督教研究範畴中，过去二十年来以这些为增长最迅速的方向。8若我们检视国内近年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的背景，不难发现这些参与者许多确是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从哲学和历史系毕业者。他们当中有些渐渐转型进宗教研究範围，极少数更有从事着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而一些顶尖份子后有机会到国外宗教和神学系中进修，并在回国后发展这方面的专长，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当这批学者渐渐取得研究经验和成果，并在学术建制中进到一定地位后，在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起，在高等教育体制内便出现了宗教研究所以至宗教专业，至今有些大学已提供由本科至博士程度的学位课程。9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较年青的学者也在此机制下由首批学者裁培而渐次成长起来，成为了现在国内学术圈中的后继动力。他们的视野已不囿于哲学和历史範畴，而开始拓展至更广泛的人文及社会学科向度，10这自然有利于学术性的基督教研究向更完备的方向发展。11
若我们检视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出版情况，可发现以上现象的印证。12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内只有少量的基督教经典被翻译出来，并通常与西方哲学和历史有密切关系，不过它们在意识形态受严厉控制的情况下，未有受到学界多大的注意。至于创作方面，在一九八○年以前，除了一些为引证共产思想的「前进性」而批判基督教的着作外，严谨的基督教研究几近绝迹。但自改革开放以降，基督教研究在出版的质与量上都有所增长，并且在最近十多年来更可说是发展神速。在开始时（八十年代）所有关于基督教的着作几乎都是翻译作品，并多从文史哲向度出发，纵然当中带有少量的宗教学以至神学着作。但渐渐地由中国学者所撰的文章、书籍以至期刊开始问世，更可说是以几何级数地增长着。这现象与以上刚描述的国内基督研究学者出现的历史过程十分相符，故由近十年以来，我们更喜见第二代年青学者的专着已愈来愈多，而所覆盖的範围更已超过了早年的文史哲向度，什至包含了不少基本的圣经研究、教义论述以及对各地区教会和信徒的田野调查式实证研究。这些在人文和社会学界发表的着作，固然绝大多数是从纯学理而非信仰角度作反省，但这在二十多年前确是我们难以想像的情况。这些现象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学术性的基督教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文教制度中的正式成份，优秀学者也陆续产生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什至迈向一个更多元化和全面的研究进程。不过这种学术研究与神学有什么关连？这是我们将要分析的议题。
- 举例来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设立了神学院乃因崇基学院本承续着过往国内基督教大学的背景，浸会大学则因其浸信会的背景而设立了宗教与哲学系；在台湾面，中原大学和辅仁大学同样有基督宗教办学背景，故在编制上设立了相关课程和研究系所。
- 历史回顾方面的研究在汉语学界早已出现，故以下只简单组织一些重要资料，较详细的讨论可参陈村富，〈「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纵览与反思〉，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页6-23；何光沪（Guanghu He），〈中国的宗教研究1978-1999，并其与政治社会处境的关系〉（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1978-1999 –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世界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7 (2001)，页21-33。
- 在一九五二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基督教大学和宗教系都被逼关闭，神学院只剩下金陵和佘山等少数例外，什至连哲学系也仅馀北京大学设有，至1956-57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才重新设立哲学系。
- 参陈村富，〈「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纵览与反思〉，同前，页9。
- 简单过程纵述可参何光沪，〈中国的宗教研究1978-1999〉，同前，页25-27。
- 同参陈村富，〈「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纵览与反思〉，同前，页11-12；张宪，〈大陆高校开展基督宗教教学与研究之我见〉，载罗秉祥、江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教研究中心，2002），页162-165。
- 在一九四九以前因接连发生了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故许多人民无机会接受正规教育。
- 关于研究方向的简单分析可参刘小枫，〈基产党文化制度中的基督教学术〉，载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文化基督徒》，同前，页65-67。
- 数字资料和一些重点研究所情况，可分别参何光沪，〈中国的宗教研究1978-1999〉，同前，页28；陈建明，〈中国大学基督教研究的现状与意义〉，载罗秉祥、江丕盛编，《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同前，页175-193。
- 这些学者年龄的分布和背景分析，可参陈村富，〈「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纵览与反思〉，同前，页13-15。
- 神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可参艾伯林着，李秋零译，《神学研究》（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
-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出版资料可参王维江、廖梅，〈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着索引：1949-1993〉，朱维诤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1994），页429-488；王雷泉，《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台北：东初，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6，1999-2000，2001-2002）。
（中国大陆基督教学术发展系列之一。作者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