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大學體制中成為研究對象本來沒有甚麼特別，但近年國內基督教研究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其孕育於由公共文化和教育體制內。在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基督教研究與神學一般只集中在神學院或與教會有關之學術建制內，1中國大陸研究基督教學人出現之獨特處恰恰是其與建制教會之分離，並完全是屬於公共文教制度中，這在華人地區來說確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現象，故本文將先作一歷史回顧。2
自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在大陸掌權以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基督教會（包括公教、正教和新教）向政府交出了所有包括大學和神學院在內的教育機構。3由於共產政府已完全掌管著國家的文化和教育資源，它必須提供一個全新的制度。縱然所有基督教大學和宗教系已然關閉或轉化，但一個完整的人文學院總不能欠缺對宗教此一重要歷史文化現象的研究。事實上在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等人的著作中也間中提及創造、原罪和三一等基督教元素，因此即使在文革的十年中，歷史和哲學等科目中也加插了不少宗教的材料，縱然那往往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而存在，而宗教研究也淪為文革時期的政策批判工具。然而一旦意識形態的控制得到放寬後，宗教研究的本有主題便可吸引到學者的應有關注。4
在文化大革命完結的七十年代晚期，共產黨承認了當中所犯的錯誤，也認為把一切宗教看成反革命的觀點是過份簡約的教條主義，故宗教研究便開始重回正軌。5不過由於教會的學術資源已沒落多年，中國大陸的神學院至今仍在為提供足夠教牧人員而掙扎，因此根本就沒有餘力來創建高質量的學術研究，以致在中國社會承擔更多的文化責任。6
至於在大學體制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受過正規宗教研究學術訓練的學者已經非常年邁或者過世，7宗教研究唯有依賴其他學科的知識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即使宗教系被關閉了多年，仍有一些知識份子受過（西方）哲學和歷史的訓練，他們較容易進入基督教思想史和基督教歷史這些範疇中，故此在各個基督教研究範疇中，過去二十年來以這些為增長最迅速的方向。8若我們檢視國內近年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的背景，不難發現這些參與者許多確是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從哲學和歷史系畢業者。他們當中有些漸漸轉型進宗教研究範圍，極少數更有從事著基督教神學的研究；而一些頂尖份子後有機會到國外宗教和神學系中進修，並在回國後發展這方面的專長，推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當這批學者漸漸取得研究經驗和成果，並在學術建制中進到一定地位後，在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起，在高等教育體制內便出現了宗教研究所以至宗教專業，至今有些大學已提供由本科至博士程度的學位課程。9自八十年代晚期以來，較年青的學者也在此機制下由首批學者裁培而漸次成長起來，成為了現在國內學術圈中的後繼動力。他們的視野已不囿於哲學和歷史範疇，而開始拓展至更廣泛的人文及社會學科向度，10這自然有利於學術性的基督教研究向更完備的方向發展。11
若我們檢視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研究出版情況，可發現以上現象的印證。12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國內只有少量的基督教經典被翻譯出來，並通常與西方哲學和歷史有密切關係，不過它們在意識形態受嚴厲控制的情況下，未有受到學界多大的注意。至於創作方面，在一九八○年以前，除了一些為引證共產思想的「前進性」而批判基督教的著作外，嚴謹的基督教研究幾近絕跡。但自改革開放以降，基督教研究在出版的質與量上都有所增長，並且在最近十多年來更可說是發展神速。在開始時（八十年代）所有關於基督教的著作幾乎都是翻譯作品，並多從文史哲向度出發，縱然當中帶有少量的宗教學以至神學著作。但漸漸地由中國學者所撰的文章、書籍以至期刊開始問世，更可說是以幾何級數地增長著。這現象與以上剛描述的國內基督研究學者出現的歷史過程十分相符，故由近十年以來，我們更喜見第二代年青學者的專著已愈來愈多，而所覆蓋的範圍更已超過了早年的文史哲向度，甚至包含了不少基本的聖經研究、教義論述以及對各地區教會和信徒的田野調查式實證研究。這些在人文和社會學界發表的著作，固然絕大多數是從純學理而非信仰角度作反省，但這在二十多年前確是我們難以想像的情況。這些現象反映出一個重要事實：學術性的基督教研究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文教制度中的正式成份，優秀學者也陸續產生並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甚至邁向一個更多元化和全面的研究進程。不過這種學術研究與神學有甚麼關連？這是我們將要分析的議題。
- 舉例來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設立了神學院乃因崇基學院本承續著過往國內基督教大學的背景，浸會大學則因其浸信會的背景而設立了宗教與哲學系；在台灣面，中原大學和輔仁大學同樣有基督宗教辦學背景，故在編制上設立了相關課程和研究系所。
- 歷史回顧方面的研究在漢語學界早已出現，故以下只簡單組織一些重要資料，較詳細的討論可參陳村富，〈「文化基督徒」現象的縱覽與反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頁6-23；何光滬（Guanghu He），〈中國的宗教研究1978-1999，並其與政治社會處境的關係〉（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1978-1999 –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世界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7 (2001)，頁21-33。
- 在一九五二年中國大陸所有的基督教大學和宗教系都被逼關閉，神學院只剩下金陵和佘山等少數例外，甚至連哲學系也僅餘北京大學設有，至1956-57年間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才重新設立哲學系。
- 參陳村富，〈「文化基督徒」現象的縱覽與反思〉，同前，頁9。
- 簡單過程縱述可參何光滬，〈中國的宗教研究1978-1999〉，同前，頁25-27。
- 同參陳村富，〈「文化基督徒」現象的縱覽與反思〉，同前，頁11-12；張憲，〈大陸高校開展基督宗教教學與研究之我見〉，載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教研究中心，2002），頁162-165。
- 在一九四九以前因接連發生了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故許多人民無機會接受正規教育。
- 關於研究方向的簡單分析可參劉小楓，〈基產黨文化制度中的基督教學術〉，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同前，頁65-67。
- 數字資料和一些重點研究所情況，可分別參何光滬，〈中國的宗教研究1978-1999〉，同前，頁28；陳建明，〈中國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載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同前，頁175-193。
- 這些學者年齡的分佈和背景分析，可參陳村富，〈「文化基督徒」現象的縱覽與反思〉，同前，頁13-15。
- 神學與其他人文學科的關係，可參艾伯林著，李秋零譯，《神學研究》（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
- 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出版資料可參王維江、廖梅，〈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論著索引：1949-1993〉，朱維諍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1994），頁429-488；王雷泉，《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台北：東初，1995）；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中國宗教研究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6，1999-2000，2001-2002）。
（中國大陸基督教學術發展系列之一。作者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