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年五月中，基督教协进会宣布将会以教内普选的方式，选出选举委员会基督教界代表。协进会办教内普选，并非历史上的首次，他们曾在九八年以同一种方式遴选选委会代表，并触起过一场论战。
争论的起源，一方面在于当时亲民主的舆论，倾向以杯葛的方式面对小圈子选举。现在民主派大都采用积极参与的策略，这一点相信不会再带来太大争议。可是，当时争论的另一个焦点，乃在于政教分离的问题。观乎近日报章上关于政教问题的讨论，这点有可能带来教内，什至教外的激烈讨论。
政教分离，所谓何事？
政教分离在关于政治与宗教的讨论中，常被提及。而「政教合一」则常被用作把对方污名化的标签。可是，究竟何谓政教分离何谓政教合一？这些词语其实都带有歧义性，不同的论者对此皆有不同的定义，却又未有言明。
在一些诠释中，政教分离被视为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完全隔离。政治被视为与宗教毫不相干，什至是虔诚信徒该当远离的事物。一个信徒的责任，就是敬虔的按着宗教的教导操练自己的灵性。除此以外，信徒再没有其他的义务。他们不只对政治漠不关心，什至会视之为引入歧途的试探。
这种对政教分离的诠释乃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世俗化的今天，有宗教信仰的人仍占人口的多数。不论我们如何努力避免，政治领域中必然也会有信徒的踪影。而在国家能力无远弗届的今天，信教者纵然逃避政治，政治的影响亦无可避免地临到他身上。在国家主权的阴影下，不参与政治本身亦可以是具政治意味的行为。巴冕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只是一篇重申上帝主权的宗教宣言，在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下，却是一篇颠覆国家的檄文。在东欧的共产政权下最有力的反抗，有不少都不是旨在争取政治权力的，而是要争取不参与政治活动的空间。
那么，我们应该争取那一种的政教分离？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只是在近几百年，才有人开始讲政教分离。以前之所以没有人讲政教分离，不单是因为当时民智未开，而是因为在技术上这并不可行。在通讯及生产落后的古代社会，要以法律来对社会作数目字上的管理，并不可行。要进行有效的管治，当权者要么是诉诸传统上的权威，要么就要透过个人魅力作道德感召，政教合一在此乃是必需的，政权要么倚靠建制宗教的传统掌权，要么就要靠宗教复兴与运动争权。
随着思想及技术上的突破，法理型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逐渐分为现代国家的管治方式。在这种模式下，施政便需按对结果的计算而透过法律去执行。政权的合法性，在乎它的施政是否合乎法律，能否达到目标，政府需转变为一科层组织（Bureaucracy），而在科层组织中，其行事的准则必需考虑到政策的后果。宗教组织以信念为本的伦理，在政府不再适用。是以在组织上，宗教与政治需要分离，宗教组织与政府均专门化了，各自也担当不同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信徒再不能与政治打交道。他可以是宗教组织的成员，同时又在政府出任公职；只是他必需明白两者是不同的组织，而在不同的组织中，他均有不同的角色与责任。以组织分离的角度看政教分离，比较合情合理，亦符合政教关系的历史发展。
选委遴选，何去何从
按照笔者对政教分离的理解，我们要怎样才能令基督教界选委的遴选合符政教分离的准则呢？
根据二○○一年通过的《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基督教协进会需为选委会选出七名代表。这就是说，不论协进会愿意不愿意，一定会有七名选委是经协进会这个渠道产生。协进会可以像天主教那样，不主动甄选选委，而只是确应有意角逐者的信徒身分。可是即使如此，协进会还是对选委会的组成造成了影响。因为选委会最终还是会因协进会而多了七位成员，不主动参与，不代表没有政治后果。
天主教香港教区也许是察觉到这个问题，是以他们在近年开始争取政府取消天主教界的选委配额。这样便可以消除由不选择而造成的政治后果，使对政教分离的追求不致沦为掩耳盗铃。可是，世事毕竟未能尽如人意，假如政府执意不肯改制的话，那天主教方面对此亦莫之奈何的。
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政教分离是组织上的分离，而不是信徒与政治的隔离，那问题的解决或许会有出路。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容宗教组织与政府的事务，却容许信徒以个人的身分参与其中。从这角度看，协进会教内普选的安排，也许并不违反对政教分离、反会是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透过普选，不论是协进会还是一般堂会均不再可能在遴选选委一事中作出决定，而让信徒以个人身分进行抉择。
笔者在此无意去指协进会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协进会的安排是否恰当，又要待一切细节公布后才被公允地作出评论。笔者在此只是想指出政教分离不是指信徒不得参政，而不积极参与的做法亦非实践政教分离的最佳方法，面对今年年底的选委会遴选，基督教界当开始理性讨论，共寻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