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年五月中，基督教協進會宣佈將會以教內普選的方式，選出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代表。協進會辦教內普選，並非歷史上的首次，他們曾在九八年以同一種方式遴選選委會代表，並觸起過一場論戰。
爭論的起源，一方面在於當時親民主的輿論，傾向以杯葛的方式面對小圈子選舉。現在民主派大都採用積極參與的策略，這一點相信不會再帶來太大爭議。可是，當時爭論的另一個焦點，乃在於政教分離的問題。觀乎近日報章上關於政教問題的討論，這點有可能帶來教內，甚至教外的激烈討論。
政教分離，所謂何事？
政教分離在關於政治與宗教的討論中，常被提及。而「政教合一」則常被用作把對方污名化的標籤。可是，究竟何謂政教分離何謂政教合一？這些詞語其實都帶有歧義性，不同的論者對此皆有不同的定義，卻又未有言明。
在一些詮釋中，政教分離被視為宗教與政治之間的完全隔離。政治被視為與宗教毫不相干，甚至是虔誠信徒該當遠離的事物。一個信徒的責任，就是敬虔的按著宗教的教導操練自己的靈性。除此以外，信徒再沒有其他的義務。他們不只對政治漠不關心，甚至會視之為引入歧途的試探。
這種對政教分離的詮釋乃是不切實際的，即使在世俗化的今天，有宗教信仰的人仍佔人口的多數。不論我們如何努力避免，政治領域中必然也會有信徒的蹤影。而在國家能力無遠弗屆的今天，信教者縱然逃避政治，政治的影響亦無可避免地臨到他身上。在國家主權的陰影下，不參與政治本身亦可以是具政治意味的行為。巴冕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只是一篇重申上帝主權的宗教宣言，在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下，卻是一篇顛覆國家的檄文。在東歐的共產政權下最有力的反抗，有不少都不是旨在爭取政治權力的，而是要爭取不參與政治活動的空間。
那麼，我們應該爭取那一種的政教分離？在探討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要明白只是在近幾百年，才有人開始講政教分離。以前之所以沒有人講政教分離，不單是因為當時民智未開，而是因為在技術上這並不可行。在通訊及生產落後的古代社會，要以法律來對社會作數目字上的管理，並不可行。要進行有效的管治，當權者要麼是訴諸傳統上的權威，要麼就要透過個人魅力作道德感召，政教合一在此乃是必需的，政權要麼倚靠建制宗教的傳統掌權，要麼就要靠宗教復興與運動爭權。
隨著思想及技術上的突破，法理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逐漸分為現代國家的管治方式。在這種模式下，施政便需按對結果的計算而透過法律去執行。政權的合法性，在乎它的施政是否合乎法律，能否達到目標，政府需轉變為一科層組織（Bureaucracy），而在科層組織中，其行事的準則必需考慮到政策的後果。宗教組織以信念為本的倫理，在政府不再適用。是以在組織上，宗教與政治需要分離，宗教組織與政府均專門化了，各自也擔當不同的角色。
這並不是說信徒再不能與政治打交道。他可以是宗教組織的成員，同時又在政府出任公職；只是他必需明白兩者是不同的組織，而在不同的組織中，他均有不同的角色與責任。以組織分離的角度看政教分離，比較合情合理，亦符合政教關係的歷史發展。
選委遴選，何去何從
按照筆者對政教分離的理解，我們要怎樣才能令基督教界選委的遴選合符政教分離的準則呢？
根據二○○一年通過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基督教協進會需為選委會選出七名代表。這就是說，不論協進會願意不願意，一定會有七名選委是經協進會這個渠道產生。協進會可以像天主教那樣，不主動甄選選委，而只是確應有意角逐者的信徒身分。可是即使如此，協進會還是對選委會的組成造成了影響。因為選委會最終還是會因協進會而多了七位成員，不主動參與，不代表沒有政治後果。
天主教香港教區也許是察覺到這個問題，是以他們在近年開始爭取政府取消天主教界的選委配額。這樣便可以消除由不選擇而造成的政治後果，使對政教分離的追求不致淪為掩耳盜鈴。可是，世事畢竟未能盡如人意，假如政府執意不肯改制的話，那天主教方面對此亦莫之奈何的。
但是假如我們考慮到政教分離是組織上的分離，而不是信徒與政治的隔離，那問題的解決或許會有出路。政教分離的原則不容宗教組織與政府的事務，卻容許信徒以個人的身分參與其中。從這角度看，協進會教內普選的安排，也許並不違反對政教分離、反會是政教分離原則的實踐。透過普選，不論是協進會還是一般堂會均不再可能在遴選選委一事中作出決定，而讓信徒以個人身分進行抉擇。
筆者在此無意去指協進會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協進會的安排是否恰當，又要待一切細節公佈後才被公允地作出評論。筆者在此只是想指出政教分離不是指信徒不得參政，而不積極參與的做法亦非實踐政教分離的最佳方法，面對今年年底的選委會遴選，基督教界當開始理性討論，共尋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