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深耕不是一个潮流的问题；不是不成为讨论的热点就不须继续讨论和实践。然而，这种情况不能避免。事实上，我们的神正是在人的软弱上，不断补充和支持，并且往往作出更多深刻而实在的破碎和更新的工作；从个人开始以至群体，再延伸到社会和民族！许多时候，这些工作是不动声息的，在事情过去，一些人才猛然觉醒，原来神在历史的长河中，做了这些看似不重要，最终却是在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事情。我认为神这样行事，是神的怜悯，免得一些事情只有简短的思想和讨论，更没有长远的努力和实践。笔者盼望神兴起更多默默的耕耘者，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层面，辛勤地播种和收割，从而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被我们翻转，转向永恒的真理！如下以文学的诠释对文化深耕，作某些层面的探讨以回应近期对文化深耕的讨论和报道。
文学的诠释，聚焦于文学的独特本质和文化土壤的形成。一是文学本身的要义；二是，作家与文化土壤的互动关系。文学本身只是白字黑字的书籍，从表面来看与其他书籍无异，但是只要用心接触文学就可知道，它有巨大的影响力。固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学在不同的国家中，有不同程度的边缘化，可是，这并不能构成文学必然终结的命运。只要文学仍在挣扎和反省，文学就会不断重生，不断适时并进，继续影响人类和文化的传承。此外，文化的土壤，细分起来较为复杂，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诠释。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就是文化的延续在于不断累积和更新；曾几何时，文化的演变停下来，不再累积和更新，文化必然灭没，消失于时空的长河。在累积和更新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的自省和更新。当我们明白上述的诠释，继续探讨才有稳固的基础。
对于文学的要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可是路益师（C.S. Lewis）的阐释最传神，也可用来作进一步的诠释。他在《批评实验》（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一书谈到文学作品的功能，并且由此进入微妙的文学要义。「文学经验疗治伤口，却不会剥夺个人拥有个体性的权利。」因为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则变成一千个人，却仍然保有我的自己。这就像希腊诗中所描写的夜空，我以千万颗眼睛览照万象，但那用心谛观的仍是我这个人。在这里面，就像在崇拜中、在恋爱中，在将道德付诸行动中，和在认知中一样，我超越了自己，却也从未这样实现自己。」（引自路益师着、曾珍珍译：《裸颜》，台湾：雅歌出版社，二零零零年，页十一）文学诠释其中一个要义，就是经过一个叙述的文本，人可以超越个人的限制，进入别人独特的「经验」。这「经验」不同个人的亲身经验；乃是「我变成一千个人，却仍然保有我的自己」这样的代入，才可领会得到。他以希腊诗中所描写的夜空作比喻，指出这种好像有千万颗眼睛览照万象的情况，原来仍是我。杰出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就有这样的本领。经过阅读，读者如同路益师所言，「我超越了自己，却也从未这样实现自己」；所谓潜移默化或是丰富人的感性等等，在其中呈现出来，意义是多样性的。当然，探讨文学的要义与文学作品的产生，两者互相关连，不过它们实在有不同的层次，有了前者不是一定产生后者。可是，我们清楚这种要义的诠释，在文学上的文化深耕，就显得实在而不流于表面。至少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基督作家如何创作这样一个叙述文本？议论的文章是绝对不能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事文学创作，作家在文本中才可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
作家身处的文化土壤，与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也要取决于作家的自省和更新。以一个突出的例子来阐释。高行健的写作道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多有报道，并且有他的知己刘再复在许多文章中一而再的描绘，似乎应该广为一些读者的注意。我特别注意，也曾在多篇文章中略略提及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见解。在此，只以他成长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做法，作为焦点。
首先，看看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的〈领奖的答谢辞〉：
尊敬的国王陛下：
站在您面前的这人，还记得，他八岁的时候，他母亲叫他写日记，他就这样写下去了，一直写到成年。
他也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教作文的一位老教师在黑板上挂了一张招贴画，说不出题目了，大家就写这张画吧。可他不喜欢这画，写了一大篇对这画的批评。老先生不但没生气，而且给了他一个好分数，还有个评语：「笔力很健」。他就这样一直写下去，从童话写到小说，从诗写到剧本，直到革文化的命来了，他吓得全部烧掉了。
之后，他弄去耕田好多年。可他偷偷还写，把写的稿子藏在陶土罈子里，埋到地下。
他后来写的，又禁止发表。
再后来，到了西方，他也还写，便再也不在乎出版不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在乎有没有反响。突然，却来到这辉煌的大厅，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这样高贵的奖赏。
于是，他止不住问：国王陛下，这是真的吗？还是个童话？
（引自二○○一年一月的《明报月刊》，页七十三）
从以上可见，他有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且从小开始，坚持不懈的写作，后来经历恐怖的日子也不放弃写作。在此不宜详述他这方面的挣扎，但是他经历了文革，对于写作，他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且成为他继续写作的推动力，最终形成他在当代中国文学上「一个革新的、独特的叙述现象」（马悦然语，见〈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一文，原载二○○一年二月的《明报月刊》，页三十一）。这是什么现象？这就是「冷静的语调」，也即是他所主张的「冷的文学」。
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说辞〈文学的理由〉，有如下的两段话：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是，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依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以上引自高行健着：《没有主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二○○一年，页三四○至三四一）
简单而言，高行健选择逃亡，而在法国定居后，他努力创作，对文学有不少反省，其中产生「冷的文学」这个文学主张。他的知己刘再复有一段话说到「冷的文学」，值得注意。「『冷的文学』包含双重意义。其外在意义是指拒绝时髦、拒绝迎合、拒绝集体意志、拒绝消费社会价值观而回归个人冷静精神创造状态；其内在意义则是指文本叙述中自我节制与自我观照的冷静笔触。」（见刘再复：〈高行健小说新文体的创造〉，载于氏着《论高行健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二○○○年，页四十六）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个人处境，高行健个人以至一些作家不能不以逃亡为个人的选择，而他更以身体力行，以「拒绝时髦、拒绝迎合、拒绝集体意志、拒绝消费社会价值观」等等见解，成为他的「冷的文学」。更重要是在文学创作上，他展现「回归个人冷静精神创造状态」及「文本叙述中自我节制与自我观照的冷静笔触」。
在另一篇文论中，我不单对这种「自我观照的冷静笔触」作出讨论，并且结合他的人称叙述以及个人的深切感受，作出以下综合的分析：「是作者生命经过种种磨练后，以人称的叙述展现出来的深切感受。固然，这许多深切感受借人称表达，作者没有忽略人称背后的种种特性和其他技巧，不过作者手法高明，在冷静观照中化入字里行间。所以，读者体现出来的感受，至少称得上升华至一个很高层面的深切感受；笔者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已达到文学作品字面以上的哲学层面。」综合而论，高行健的「冷的文学」可以说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后个人独特的选择。说到回应文化这一层面，他产生一个高度的文化选择和融合，从新转化传统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是完全抗拒这种作品，而能将之潜移默化，大略来说，可起文化心灵的净化作用。
当然，读者不一定同意从中国近代文化土壤中形成的这个独特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却说明一个事实：作家身处的文化土壤，与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也取决于作家的自省和更新。究竟个人的文学作品如何影响文化土壤，不可能在此详细阐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上文曾提及的「文化的延续在于不断累积和更新」；当这些作家的自省和更新，无论如何曲折和微妙，只要作品的内涵能够融入文化的土壤，在累积后必然起着某程度的更新作用！反过来说，问题在于当代基督徒作家凭着什么，然后又形成怎样的作品内涵，从而影响当代的文化土壤？我想，仍然是这句话：我们与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自省和更新。此外，我从来不会忽略，圣灵在个人生命中的工作和带领！
总结起来，这篇文章只是从某些层面回应近期文化深耕的讨论；背后固然有笔者的目的。胡志伟牧师的〈令人惊喜之鲁益师〉、〈从《断背山》再思文化的深耕〉和〈再思「断背山」引发的讨论〉，邢福增的〈天安门之子与神圣之爱──余杰写作背后的信仰〉，还有余杰在香港作多场公开演讲，期间有多篇文章、访问和报道。这些文章、访问和报道，在某程度度上来说，都不约而同地牵涉文化深耕的问题。文学创作属于文化深耕的一种，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素来讨论文学创作，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从事文学创作，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触不到要点，形成言不及义、在核心层面外绕圈子。不成为潮流或是讨论的热点，不久就寂影声沉。可是，神总有他的工作。笔者默默参与其中，对这些情况总有所感触，有时候也禁不住撰文讨论，或借此表达问题所在，或由此把问题引往核心，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希望引起更多关注和实践。这篇文章的用心，正是这样，同时在文学诠释上作出相应的探讨，指出某些重点。
──零六‧六‧十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6.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