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深耕不是一個潮流的問題；不是不成為討論的熱點就不須繼續討論和實踐。然而，這種情況不能避免。事實上，我們的神正是在人的軟弱上，不斷補充和支持，並且往往作出更多深刻而實在的破碎和更新的工作；從個人開始以至群體，再延伸到社會和民族！許多時候，這些工作是不動聲息的，在事情過去，一些人才猛然覺醒，原來神在歷史的長河中，做了這些看似不重要，最終卻是在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事情。我認為神這樣行事，是神的憐憫，免得一些事情只有簡短的思想和討論，更沒有長遠的努力和實踐。筆者盼望神興起更多默默的耕耘者，在許多不同的文化層面，辛勤地播種和收割，從而在不同的文化層面上被我們翻轉，轉向永恆的真理！如下以文學的詮釋對文化深耕，作某些層面的探討以回應近期對文化深耕的討論和報道。
文學的詮釋，聚焦於文學的獨特本質和文化土壤的形成。一是文學本身的要義；二是，作家與文化土壤的互動關係。文學本身只是白字黑字的書籍，從表面來看與其他書籍無異，但是只要用心接觸文學就可知道，它有巨大的影響力。固然，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學在不同的國家中，有不同程度的邊緣化，可是，這並不能構成文學必然終結的命運。只要文學仍在掙扎和反省，文學就會不斷重生，不斷適時並進，繼續影響人類和文化的傳承。此外，文化的土壤，細分起來較為複雜，不同的觀點有不同的詮釋。有一點卻是無可爭議的，就是文化的延續在於不斷累積和更新；曾幾何時，文化的演變停下來，不再累積和更新，文化必然滅沒，消失於時空的長河。在累積和更新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作家的自省和更新。當我們明白上述的詮釋，繼續探討才有穩固的基礎。
對於文學的要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可是路益師（C.S. Lewis）的闡釋最傳神，也可用來作進一步的詮釋。他在《批評實驗》（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一書談到文學作品的功能，並且由此進入微妙的文學要義。「文學經驗療治傷口，卻不會剝奪個人擁有個體性的權利。」因為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則變成一千個人，卻仍然保有我的自己。這就像希臘詩中所描寫的夜空，我以千萬顆眼睛覽照萬象，但那用心諦觀的仍是我這個人。在這裏面，就像在崇拜中、在戀愛中，在將道德付諸行動中，和在認知中一樣，我超越了自己，卻也從未這樣實現自己。」（引自路益師著、曾珍珍譯：《裸顏》，台灣：雅歌出版社，二零零零年，頁十一）文學詮釋其中一個要義，就是經過一個敘述的文本，人可以超越個人的限制，進入別人獨特的「經驗」。這「經驗」不同個人的親身經驗；乃是「我變成一千個人，卻仍然保有我的自己」這樣的代入，才可領會得到。他以希臘詩中所描寫的夜空作比喻，指出這種好像有千萬顆眼睛覽照萬象的情況，原來仍是我。傑出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就有這樣的本領。經過閱讀，讀者如同路益師所言，「我超越了自己，卻也從未這樣實現自己」；所謂潛移默化或是豐富人的感性等等，在其中呈現出來，意義是多樣性的。當然，探討文學的要義與文學作品的產生，兩者互相關連，不過它們實在有不同的層次，有了前者不是一定產生後者。可是，我們清楚這種要義的詮釋，在文學上的文化深耕，就顯得實在而不流於表面。至少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基督作家如何創作這樣一個敘述文本？議論的文章是絕對不能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只有從事文學創作，作家在文本中才可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
作家身處的文化土壤，與歷史發展密不可分，同時也要取決於作家的自省和更新。以一個突出的例子來闡釋。高行健的寫作道路，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多有報道，並且有他的知己劉再復在許多文章中一而再的描繪，似乎應該廣為一些讀者的注意。我特別注意，也曾在多篇文章中略略提及他在文學創作上的見解。在此，只以他成長於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做法，作為焦點。
首先，看看他從瑞典國王手中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說的〈領獎的答謝辭〉：
尊敬的國王陛下：
站在您面前的這人，還記得，他八歲的時候，他母親叫他寫日記，他就這樣寫下去了，一直寫到成年。
他也還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教作文的一位老教師在黑板上掛了一張招貼畫，說不出題目了，大家就寫這張畫吧。可他不喜歡這畫，寫了一大篇對這畫的批評。老先生不但沒生氣，而且給了他一個好分數，還有個評語：「筆力很健」。他就這樣一直寫下去，從童話寫到小說，從詩寫到劇本，直到革文化的命來了，他嚇得全部燒掉了。
之後，他弄去耕田好多年。可他偷偷還寫，把寫的稿子藏在陶土罈子裡，埋到地下。
他後來寫的，又禁止發表。
再後來，到了西方，他也還寫，便再也不在乎出版不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在乎有沒有反響。突然，卻來到這輝煌的大廳，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這樣高貴的獎賞。
於是，他止不住問：國王陛下，這是真的嗎？還是個童話？
（引自二○○一年一月的《明報月刊》，頁七十三）
從以上可見，他有個人的生命歷程，而且從小開始，堅持不懈的寫作，後來經歷恐怖的日子也不放棄寫作。在此不宜詳述他這方面的掙扎，但是他經歷了文革，對於寫作，他有一番獨特的見解，且成為他繼續寫作的推動力，最終形成他在當代中國文學上「一個革新的、獨特的敘述現象」（馬悅然語，見〈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一文，原載二○○一年二月的《明報月刊》，頁三十一）。這是甚麼現象？這就是「冷靜的語調」，也即是他所主張的「冷的文學」。
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上的演說辭〈文學的理由〉，有如下的兩段話：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的劫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於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學，而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都同樣將文學與個人置於死地。以革命的名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伐導致公然禁書、燒書。作家被殺害，監禁、流放和罰以苦役的，這百年來無以計數，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制朝代都無法與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學寫作無比艱難，而創作自由更難談及。
作家倘若想要贏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訴諸言語的作家，如果長時間無言，也如同自殺。逃避自殺與封殺，還要發出自己個人的聲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顧文學史，從東方到西方莫不如是，從屈原到但丁，到喬依斯，到托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慘案後中國知識分子成批的流亡，這也是詩人和作家還要保持自己的聲音而不可避免的命運。
（以上引自高行健著：《沒有主義》，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一年，頁三四○至三四一）
簡單而言，高行健選擇逃亡，而在法國定居後，他努力創作，對文學有不少反省，其中產生「冷的文學」這個文學主張。他的知己劉再復有一段話說到「冷的文學」，值得注意。「『冷的文學』包含雙重意義。其外在意義是指拒絕時髦、拒絕迎合、拒絕集體意志、拒絕消費社會價值觀而回歸個人冷靜精神創造狀態；其內在意義則是指文本敘述中自我節制與自我觀照的冷靜筆觸。」（見劉再復：〈高行健小說新文體的創造〉，載於氏著《論高行健狀態》，香港：明報出版社，二○○○年，頁四十六）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個人處境，高行健個人以至一些作家不能不以逃亡為個人的選擇，而他更以身體力行，以「拒絕時髦、拒絕迎合、拒絕集體意志、拒絕消費社會價值觀」等等見解，成為他的「冷的文學」。更重要是在文學創作上，他展現「回歸個人冷靜精神創造狀態」及「文本敘述中自我節制與自我觀照的冷靜筆觸」。
在另一篇文論中，我不單對這種「自我觀照的冷靜筆觸」作出討論，並且結合他的人稱敘述以及個人的深切感受，作出以下綜合的分析：「是作者生命經過種種磨練後，以人稱的敘述展現出來的深切感受。固然，這許多深切感受藉人稱表達，作者沒有忽略人稱背後的種種特性和其他技巧，不過作者手法高明，在冷靜觀照中化入字裏行間。所以，讀者體現出來的感受，至少稱得上昇華至一個很高層面的深切感受；筆者認為高行健的作品，已達到文學作品字面以上的哲學層面。」綜合而論，高行健的「冷的文學」可以說是經歷文化大革命後個人獨特的選擇。說到回應文化這一層面，他產生一個高度的文化選擇和融合，從新轉化傳統文化。如果中華民族不是完全抗拒這種作品，而能將之潛移默化，大略來說，可起文化心靈的凈化作用。
當然，讀者不一定同意從中國近代文化土壤中形成的這個獨特的例子。可是，這個例子卻說明一個事實：作家身處的文化土壤，與歷史發展密不可分，同時也取決於作家的自省和更新。究竟個人的文學作品如何影響文化土壤，不可能在此詳細闡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上文曾提及的「文化的延續在於不斷累積和更新」；當這些作家的自省和更新，無論如何曲折和微妙，只要作品的內涵能夠融入文化的土壤，在累積後必然起著某程度的更新作用！反過來說，問題在於當代基督徒作家憑著甚麼，然後又形成怎樣的作品內涵，從而影響當代的文化土壤？我想，仍然是這句話：我們與歷史發展密不可分，同時也取決於我們的自省和更新。此外，我從來不會忽略，聖靈在個人生命中的工作和帶領！
總結起來，這篇文章只是從某些層面回應近期文化深耕的討論；背後固然有筆者的目的。胡志偉牧師的〈令人驚喜之魯益師〉、〈從《斷背山》再思文化的深耕〉和〈再思「斷背山」引發的討論〉，邢福增的〈天安門之子與神聖之愛──余杰寫作背後的信仰〉，還有余杰在香港作多場公開演講，期間有多篇文章、訪問和報道。這些文章、訪問和報道，在某程度度上來說，都不約而同地牽涉文化深耕的問題。文學創作屬於文化深耕的一種，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素來討論文學創作，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從事文學創作，所討論的內容，往往觸不到要點，形成言不及義、在核心層面外繞圈子。不成為潮流或是討論的熱點，不久就寂影聲沉。可是，神總有祂的工作。筆者默默參與其中，對這些情況總有所感觸，有時候也禁不住撰文討論，或藉此表達問題所在，或由此把問題引往核心，展開更深入的探討，希望引起更多關注和實踐。這篇文章的用心，正是這樣，同時在文學詮釋上作出相應的探討，指出某些重點。
──零六‧六‧十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