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对「宗教商品化」的手法是没有太大反感的，毕竟在一个商业社会，这是很难避免的事。为了忠于原着（圣经），传统的宗教电影往往都是非常沈闷，反而近几年的宗教电影就大胆得多，我倒觉得很欣赏。然而，即使我觉得《达文西密码》这小说（电影）的情节非常吸引，但作者把野史当作历史，弄假成真，更声称书中的内容是经过严谨学术研究的结果。这种以「错误的学术」来混淆读者（观众）的视听，大大影响一般人对基督信仰的认识。
本系列的目的主要是针《达文西密码》背后所使用的新约次经资料，亦会略略讨论《马利亚福音》和《犹大福音》。然而，次经之所以为「次」，是因为教会接纳有「『正』经」，因此，认识次经和正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新约正典
「圣经」这词语对一般人并不陌生，但很多人就不熟悉「正典」。简单来说，圣经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其中包括的经书具备有「正典」地位；在旧约圣经方面，基督新教、天主教和正教的书目略有不同（分别是卅九本、四十六本和五十二本），但在新约圣经，整个基督宗教就只有廿七本。
「正典」这观念有两个核心元素：规範性和分界性；规範赋予了权威和指导作用，分界则有「分别为圣」的成份，也就是从云云的经书中被分辨出来，划清界线。新约圣经的廿七本书于一世纪末已经全部成书，但合成一个广泛公认为具神圣权威、不可增删的书集（如当时的旧约圣经一般），却要到公元四世纪中期才得到体现，这是一个物色的过程。就如对于一位基督信仰的慕道者，圣经本来只是一本宗教经典，但当经历了上帝话语的实在之后，圣经就成为与这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书；在这个过程中，圣经的神圣本质从没有改变，但圣经就成了他生命中的正典，既有规範性也有分界性作用。
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得知，在新约成典所经历过的二、三个世纪中，从没有信条或议会企图为新约正典作出任何裁定。因此，早期教会从没有赋予圣经任何权威。不同地区的教会领袖个别地摸索和「感受」哪些书本才真正是正典，然后他们在着作中给信徒和教会提出指导，哪些是可以被教会接纳的书本，哪些不是。事实上，新约廿七本书中的核心部分早于二世纪已经被确认，其中包括四本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的十三封书信；至于其他的书本，不同地区的领受速度各有不同。《达文西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声称，新约的四福音书是于四世纪期间从八十多本福音书选出来，并不符合历史资料的。为方便起见，我们都以三六七年为新约圣经成典的日子；当年，亚历山太教父亚他拿修（Athanasia of Alexandria，公元二九六至三七三年）在其复活节文告中，就完整地列出了我们的新约廿七本书了。圣经成典是一个寻觅宝藏的经过，而我们深信这过程有上帝的带领。
在新约圣经的成典过程中，有证据显示，在二、三世纪期间，有些教会可能认同某些次经书本为有权威的经书。但随着教会更多体验诺斯底主义（见下期）对正统信仰所带来的影响，教会也就对新约正典书本的界定愈趋成熟。
新约次经
所谓「新约次经」，实指写于公元一○○年至四二五年期间的基督教会正典以外（即新约正典以外）的文献。这并非一个规範性的文献类别，就连这类别的名称也没有共识。由于目前最完整的新约次经全集都是欧洲学者编纂的，笔者也就采纳一般欧洲学者的用法，统称为「新约次经」；但美国学者都会细分为「新约次经」和「新约伪经」。此外，次经文献的数目亦非固定的；随着考古学的发现和学者的考证，数目也不断增加；现时学者汇集的新约次经文献约有一百份。载录这类文献的抄本数量很少，亦与原来写作时期相差什远；整体而言，抄本的数量和素质根本不能与新约圣经相比。
新约次经书本的分类同样可按正典福音书分为福音书、书信、行传和天启文体，而其中福音书类别的着作较多，约有四十多份；很多都是残缺不全的。其中有少数写于较早期，例如《雅各原始福音》可能写于二世纪初，但一般都是相当后期的。要考究这些书本内容的历史性和可靠性是相当复杂的问题。除少量的次经福音书外，几乎绝大多数的新约次经反映着浓厚的诺斯底主义的信仰观念或受其影响，例如《犹大福音》和《腓力福音》等。因此，一般学者都认为，虽然有些次经书本能够补充我们对耶稣时期的认识，但整体而言，其历史可靠性是相当低的。
（《密码》背后的福音书系列之一。作者为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翻译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