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對「宗教商品化」的手法是沒有太大反感的，畢竟在一個商業社會，這是很難避免的事。為了忠於原著（聖經），傳統的宗教電影往往都是非常沈悶，反而近幾年的宗教電影就大膽得多，我倒覺得很欣賞。然而，即使我覺得《達文西密碼》這小說（電影）的情節非常吸引，但作者把野史當作歷史，弄假成真，更聲稱書中的內容是經過嚴謹學術研究的結果。這種以「錯誤的學術」來混淆讀者（觀眾）的視聽，大大影響一般人對基督信仰的認識。
本系列的目的主要是針《達文西密碼》背後所使用的新約次經資料，亦會略略討論《馬利亞福音》和《猶大福音》。然而，次經之所以為「次」，是因為教會接納有「『正』經」，因此，認識次經和正典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新約正典
「聖經」這詞語對一般人並不陌生，但很多人就不熟悉「正典」。簡單來說，聖經之所以為「聖」，是因為其中包括的經書具備有「正典」地位；在舊約聖經方面，基督新教、天主教和正教的書目略有不同（分別是卅九本、四十六本和五十二本），但在新約聖經，整個基督宗教就只有廿七本。
「正典」這觀念有兩個核心元素：規範性和分界性；規範賦予了權威和指導作用，分界則有「分別為聖」的成份，也就是從云云的經書中被分辨出來，劃清界線。新約聖經的廿七本書於一世紀末已經全部成書，但合成一個廣泛公認為具神聖權威、不可增刪的書集（如當時的舊約聖經一般），卻要到公元四世紀中期才得到體現，這是一個物色的過程。就如對於一位基督信仰的慕道者，聖經本來只是一本宗教經典，但當經歷了上帝話語的實在之後，聖經就成為與這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書；在這個過程中，聖經的神聖本質從沒有改變，但聖經就成了他生命中的正典，既有規範性也有分界性作用。
從現存的歷史文獻得知，在新約成典所經歷過的二、三個世紀中，從沒有信條或議會企圖為新約正典作出任何裁定。因此，早期教會從沒有賦予聖經任何權威。不同地區的教會領袖個別地摸索和「感受」哪些書本才真正是正典，然後他們在著作中給信徒和教會提出指導，哪些是可以被教會接納的書本，哪些不是。事實上，新約廿七本書中的核心部分早於二世紀已經被確認，其中包括四本福音書、使徒行傳和保羅的十三封書信；至於其他的書本，不同地區的領受速度各有不同。《達文西密碼》的作者丹布朗聲稱，新約的四福音書是於四世紀期間從八十多本福音書選出來，並不符合歷史資料的。為方便起見，我們都以三六七年為新約聖經成典的日子；當年，亞歷山太教父亞他拿修（Athanasia of Alexandria，公元二九六至三七三年）在其復活節文告中，就完整地列出了我們的新約廿七本書了。聖經成典是一個尋覓寶藏的經過，而我們深信這過程有上帝的帶領。
在新約聖經的成典過程中，有證據顯示，在二、三世紀期間，有些教會可能認同某些次經書本為有權威的經書。但隨著教會更多體驗諾斯底主義（見下期）對正統信仰所帶來的影響，教會也就對新約正典書本的界定愈趨成熟。
新約次經
所謂「新約次經」，實指寫於公元一○○年至四二五年期間的基督教會正典以外（即新約正典以外）的文獻。這並非一個規範性的文獻類別，就連這類別的名稱也沒有共識。由於目前最完整的新約次經全集都是歐洲學者編纂的，筆者也就採納一般歐洲學者的用法，統稱為「新約次經」；但美國學者都會細分為「新約次經」和「新約偽經」。此外，次經文獻的數目亦非固定的；隨著考古學的發現和學者的考證，數目也不斷增加；現時學者匯集的新約次經文獻約有一百份。載錄這類文獻的抄本數量很少，亦與原來寫作時期相差甚遠；整體而言，抄本的數量和素質根本不能與新約聖經相比。
新約次經書本的分類同樣可按正典福音書分為福音書、書信、行傳和天啟文體，而其中福音書類別的著作較多，約有四十多份；很多都是殘缺不全的。其中有少數寫於較早期，例如《雅各原始福音》可能寫於二世紀初，但一般都是相當後期的。要考究這些書本內容的歷史性和可靠性是相當複雜的問題。除少量的次經福音書外，幾乎絕大多數的新約次經反映著濃厚的諾斯底主義的信仰觀念或受其影響，例如《猶大福音》和《腓力福音》等。因此，一般學者都認為，雖然有些次經書本能夠補充我們對耶穌時期的認識，但整體而言，其歷史可靠性是相當低的。
（《密碼》背後的福音書系列之一。作者為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