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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从来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懂得政治的人，尤其懂得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不是政治宣传）的人，就知道政治从来都不能够「字面解经」，从来都不在一堆文字里面。一字一词，就是在办公室里或者在商业谈判上，从来都涉及政治的考虑，没有一句话是可以跳出言说者的处境。没有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不牵动他本来就身处于的权力场域。就是小至男女之间的相处，经常男人都是字面解经派，在言辞之争中赢了理据，输了一切，因为他也忘了他是在他与她的二人场域里发表任何伟论。
在近日的中神事件上，总是听到人家骂着，危害言论自由，自我审查。我们把焦点放了在余杰君的发言权上，现在神学院取消邀请，就是畏惧强权，就是献媚，就是扼杀人家的言论权利。我奇怪的是，究竟余君要讲什么题目，有什么话要宣布了？他打算要发言打倒什么吗？他打算要揭露什么黑幕吗？如果余君没有什么激进的意见要打压，问题就不是言论自由。
另一点是自我审查，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自我审查的意思是，为了达到讨好当权者，一个人自我打压，把明明可以做和可以说的自行了断。因此，自我审查的逻辑，关系到言论自由这一点。除此，它假设了有人自作聪明，做的事多此一举，而且动机是要献媚。可是，如果一个人认为，别人做了一件不应做的事（姑勿论他的判断是否正确），因而做了某种回应，那就不能说是自我审查了。如果我怕老板不喜欢榴连，于是禁止买了榴连的人进写字楼，可是人家老板根本不在意，那是自我审查。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喜欢榴连呢？或者我觉得榴连会影响工作间的生产力呢？或者（只是或者）我一早就告诉你（或明或暗），我不喜欢榴连呢？那么，你无端买了榴连回写字楼，我不准你进来，那就不是自我审查了。
当然，这种负面的逻辑，也是余君的想法。他感到侮辱，他感到人家把自己定了罪。他说，神学院这一举是出于惧怕，是愈来愈像大陆，是让学术自由蒙羞。而且，他也一口断定，这间神学院偏离真道、让神蒙羞，还呼吁众教会和学术机构做出公正的评说。当一个人感到被侮辱，会有怒气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至今我们听到的评说，只不过是重复余君的逻辑，是他的回音。除非余君就是公正的评说的全部，否则，单单重复他的逻辑，恐怕一点都不公正。也许和中国政府有着过节的组织，或者本身有着特定政治形象的人士，他们会大肆鞭挞一番不足为奇。但在教会的圈子，我们是没有理由一定要跟随人家的政治议程的。
传媒喜欢把事件炒作，一定要通过非黑即白的逻辑，究竟花旦甲和花旦乙是否不和呢？那只有「是」和「不是」；究竟余杰和中神谁是谁非呢？简单啦，既然余杰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教会的希望，那么，中神就一定是坏人了！当然，余杰在他的盛怒中也强化了这种黑白逻辑：如今，布殊和切尼是主内虔诚的弟兄姊妹了（我们忽然间把布殊如何奉神之名侵略人家国土的指摘都忘得一干二净），如今，中神是偏离真道了，大概只是未呼出是假弟兄。
中神的电邮快，余君也不慢。中神没说什么、吞吞吐吐，余君就快而狠的发表公告。总之不相伯仲，已经很难判断谁受害谁加害，还是另有加害者？还是另有受害者？
余杰不是民运人士，也不是代表中国教会，对，或者余杰之行果真是基督徒之间的团契，但当他要求布殊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时，那究竟是代祷事项呢？还是政治诉求呢？一个人的身分是彼此交错的，也许我是陈大文的父亲，又是某上市公司主席，我发表业绩公告时就是用上市公司主席的身分发布了。但当陈奕迅把他女儿的照片做了唱片封套，那究竟是用他作为歌星的身分做呢？还是作为女儿父亲的身分做呢？如果我是上市公司主席，而我的公司在一个政府计划中入标，我就不能在这个计划里做标书审议人了。我是用审议人的身分做审议呀，为什么怀疑我？但审议人和上市公司主席是精神分裂的吗？我是一个人，我同时担当了每一个身分。因此，我在一个身分里做的事，若果波及另一个身分，我只能怪自己忘掉了自己是谁。如果，当布殊出征的时候没有忘记他是奉了上帝之名这么属灵的身分，我们何解可以把他的领祷和他的政治身分分割？老实说，如果他不是总统，余君还要见他干么？「泛政治化」针对的是动机，可是还有一种政治跟动机无关。人与人、国与国、国与民之间的权力场域，比我们的动机要宽要大。
我不能肯定自己能够正确评论中神事件，事实上，我能否正确评论并不重要，重要是实实在在处身于权力场域中的余君和中神，他们还要怎样走前面的路。评论倾向于要把事实查明，要求水落石出，满足人类的偷窥欲望，但有时候，事情不清不楚还有可以转动的空间。只有死鱼才会躺在鉆板上任由我们检察，还要在水里游的鱼，我们想看清楚牠的欲望总不比牠的生存重要。
留点空间，留点话不说罢。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6.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