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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從來不是一句話可以說完的事。懂得政治的人，尤其懂得實際的政治操作（而不是政治宣傳）的人，就知道政治從來都不能夠「字面解經」，從來都不在一堆文字裡面。一字一詞，就是在辦公室裡或者在商業談判上，從來都涉及政治的考慮，沒有一句話是可以跳出言說者的處境。沒有一句話說出來的時候，不牽動他本來就身處於的權力場域。就是小至男女之間的相處，經常男人都是字面解經派，在言辭之爭中贏了理據，輸了一切，因為他也忘了他是在他與她的二人場域裡發表任何偉論。
在近日的中神事件上，總是聽到人家罵著，危害言論自由，自我審查。我們把焦點放了在余杰君的發言權上，現在神學院取消邀請，就是畏懼強權，就是獻媚，就是扼殺人家的言論權利。我奇怪的是，究竟余君要講甚麼題目，有甚麼話要宣佈了？他打算要發言打倒甚麼嗎？他打算要揭露甚麼黑幕嗎？如果余君沒有甚麼激進的意見要打壓，問題就不是言論自由。
另一點是自我審查，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自我審查的意思是，為了達到討好當權者，一個人自我打壓，把明明可以做和可以說的自行了斷。因此，自我審查的邏輯，關係到言論自由這一點。除此，它假設了有人自作聰明，做的事多此一舉，而且動機是要獻媚。可是，如果一個人認為，別人做了一件不應做的事（姑勿論他的判斷是否正確），因而做了某種回應，那就不能說是自我審查了。如果我怕老闆不喜歡榴槤，於是禁止買了榴槤的人進寫字樓，可是人家老闆根本不在意，那是自我審查。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喜歡榴槤呢？或者我覺得榴槤會影響工作間的生產力呢？或者（只是或者）我一早就告訴你（或明或暗），我不喜歡榴槤呢？那麼，你無端買了榴槤回寫字樓，我不准你進來，那就不是自我審查了。
當然，這種負面的邏輯，也是余君的想法。他感到侮辱，他感到人家把自己定了罪。他說，神學院這一舉是出於懼怕，是愈來愈像大陸，是讓學術自由蒙羞。而且，他也一口斷定，這間神學院偏離真道、讓神蒙羞，還呼籲眾教會和學術機構做出公正的評說。當一個人感到被侮辱，會有怒氣不足為奇，但有趣的是，至今我們聽到的評說，只不過是重複余君的邏輯，是他的回音。除非余君就是公正的評說的全部，否則，單單重複他的邏輯，恐怕一點都不公正。也許和中國政府有著過節的組織，或者本身有著特定政治形象的人士，他們會大肆鞭撻一番不足為奇。但在教會的圈子，我們是沒有理由一定要跟隨人家的政治議程的。
傳媒喜歡把事件炒作，一定要通過非黑即白的邏輯，究竟花旦甲和花旦乙是否不和呢？那只有「是」和「不是」；究竟余杰和中神誰是誰非呢？簡單啦，既然余杰是中國的未來，是中國教會的希望，那麼，中神就一定是壞人了！當然，余杰在他的盛怒中也強化了這種黑白邏輯：如今，布殊和切尼是主內虔誠的弟兄姊妹了（我們忽然間把布殊如何奉神之名侵略人家國土的指摘都忘得一乾二淨），如今，中神是偏離真道了，大概只是未呼出是假弟兄。
中神的電郵快，余君也不慢。中神沒說甚麼、吞吞吐吐，余君就快而狠的發表公告。總之不相伯仲，已經很難判斷誰受害誰加害，還是另有加害者？還是另有受害者？
余杰不是民運人士，也不是代表中國教會，對，或者余杰之行果真是基督徒之間的團契，但當他要求布殊關注中國的宗教自由時，那究竟是代禱事項呢？還是政治訴求呢？一個人的身分是彼此交錯的，也許我是陳大文的父親，又是某上市公司主席，我發表業績公告時就是用上市公司主席的身分發佈了。但當陳奕迅把他女兒的照片做了唱片封套，那究竟是用他作為歌星的身分做呢？還是作為女兒父親的身分做呢？如果我是上市公司主席，而我的公司在一個政府計劃中入標，我就不能在這個計劃裡做標書審議人了。我是用審議人的身分做審議呀，為甚麼懷疑我？但審議人和上市公司主席是精神分裂的嗎？我是一個人，我同時擔當了每一個身分。因此，我在一個身分裡做的事，若果波及另一個身分，我只能怪自己忘掉了自己是誰。如果，當布殊出征的時候沒有忘記他是奉了上帝之名這麼屬靈的身分，我們何解可以把他的領禱和他的政治身分分割？老實說，如果他不是總統，余君還要見他幹麼？「泛政治化」針對的是動機，可是還有一種政治跟動機無關。人與人、國與國、國與民之間的權力場域，比我們的動機要寬要大。
我不能肯定自己能夠正確評論中神事件，事實上，我能否正確評論並不重要，重要是實實在在處身於權力場域中的余君和中神，他們還要怎樣走前面的路。評論傾向於要把事實查明，要求水落石出，滿足人類的偷窺慾望，但有時候，事情不清不楚還有可以轉動的空間。只有死魚才會躺在鉆板上任由我們檢察，還要在水裡游的魚，我們想看清楚牠的慾望總不比牠的生存重要。
留點空間，留點話不說罷。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