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危机的严重性的几个路线
在腾飞中，公共道德危机、社会民众运动不断加速，和人心灵压力下爆发的悲剧不断增加，中国正面对严重的信仰空洞危机和严峻的心灵道德危机中。面对这个严峻的环境，领导人首先加强道德典範的宣传。胡锦涛最近提出「八荣八耻」的论述：「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等口号，「为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其二，胡锦涛提出要加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五年十二月廿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成立就是其中一个标志。此外，领导人也似乎要拉拢和提拔一些能与中央合作的宗教力量。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中大力鼓励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做出「独特贡献」。「他指出，当今世界快速不平衡的发展，引起普遍的『双重紧张』与『双重焦虑』。」他明白内心世界的重要，提倡「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从个人内心开始，弃恶扬善，清静自心，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和平、人类福祉的又一巨大贡献。」指出环境危机和贫富悬殊危机带来的「双重紧张」。并以社会失範的焦虑和文明冲突的焦虑的「双重焦虑」为题指出：「从世界範围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但主流之外暗流汹涌，波诡浪急。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失衡日重；贫富差距拉大，穷困饥饿增生；飓风海啸骤起、莫名疫病流行；暴力冲突不断，恐怖袭击频仍。」他鼓励「各种宗教要为建设和谐世界出主意，想办法。」但他强调佛教要作出「独特的贡献」却引起海外不少猜测。
此外，在这个大环境中，近年在中国学术界中「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就愈来愈受到关注。特别在「新自由主义」者中出现一批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就更引起关注。任不寐在〈九十年代的精神出路〉称这种新的路线为「神学自由主义」：「在这条道路上的是『中间偏右的一些独来独往的思想者，他们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以及中国自由之可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称之?『神学自由主义』。」布殊在五月十一日在白宫接见了余杰、李柏光和王怡三位大陆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必然引起领导人极大关注。基督教信仰也因此再一次插入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微妙关系中。余杰大胆「表示希望布殊仿效已故总统列根埋葬共产制度」：「列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这种政治上的要求，势必加剧了领导人对基督徒与海外势力联盟的担忧。领导人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的关注势必加强。
中国基督徒的四个路线
面对社会、人心和家庭各种不同的困难，所有关心国家社会和福音的中国基督徒都希望能为这个世代作出贡献。但他们当中大概会走四种不同路线：「顺服派」、「低调派」、「建设派」和「先知派」。
「顺服派」非常接受中国现今政治实况，也持守圣经要基督徒「顺服在上掌权者」的看法，愿意在国家容许的政策下拓展福音工作，办好教会，作光作盐。他们一般不参与社会舆论，部分领袖在国家和社会路线上保持与国家政策紧密认同。
「低调派」有两种。一种在三自教会，一种在家庭教会。在三自教会中，也有非常注重福音的基要派信徒。他们希望改变社会，但他们的信念是要改变社会，就要改变人心，要改变人心就要传福音。他们不一定认同某些三自教会政治性的立场，但也不参与也不抗争，只是愿意作安静人，默默服事，建立生命。在家庭教会中，这些可以是某种基要派。他们注重福音，与以上的人有类似立场，唯独福音能改变人心和社会。也较为持守政教分离的立场，也知道自己实力的限制，也不愿意与政府有过多交往，只注重热心广传福音。
「建设派」较多在城市教会。无论是在三自或家庭教会中，一些较为有学识之士，也仿效欧美近代福音派的立场，认为基督徒不单要注重福音，也必须对社会作出合宜的关怀。他们在积极传福音之馀，也积极对社会作出贡献。在三自群中，他们无论在赈灾、扶贫、医疗和教学上都尽力参与。在家庭群中，也是如此，但因为政治缘故，他们可能不能用教会名义，但用私人、公司和机构名义参与公众事务。
「先知派」的有稳重路线和急进路线之分。他们看重圣经中提到在不公义的时候，先知般的角色：「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们大多认为，社会的问题不能单靠改变人心，必须改变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稳重派在建制中立言。急进的则不怕连结海外影响，如这次布殊接待的余杰等。但他们大多都不是革命派，只是急进的立言派。虽然他们连结海外舆论，他们大多都是热心爱国爱民族的好青年。在路线上，他们必然是最受舆论和官方注意的一群。在中国现实环境中，他们碰钉的机会也必最多。
总结：让中国基督徒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
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要在充满困难、充满机遇的世代中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叶小文在世界佛教论坛指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同时也引起对社会失範的焦虑。」他强调「中国显然不能重走西方这条『血与火』、『羊吃人』的发展老路，必须走出一条与邻为伴、以邻为善、双和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的中国，期盼着和谐共生的世界。合作、和谐的世界，才能欢迎和平崛起的中国。」
正如我曾指出：「当社会愈来愈向钱看，当人持续有信仰道德的空洞，若果领导人容许社会的良心持续败落，无论将来中国的外在有多兴旺，将来的黑暗是极大、难修的。耶稣说得好：『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太六：23）若果中国失去良心，中国还有希望吗？」
中国的基督徒是优秀的中国公民，国家领导人应该珍惜他们，让他们在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发挥善良和良知的重要功能。他们有些是较为急进的「先知派」，可能使到领导人有所担心。但若果深入认识他们，他们是非常爱国的。他们只是恨铁不成钢。所以我深深盼望国家领导人能给「顺服派」办好教会的空间，也督促一些「顺服派」的领袖要重视基督徒看重的福音原则，不要成为基督徒的绊脚石，不要强迫更多基督徒必须走上「先知派」的路线。也盼望领导人容许「低调派」默默服事的异象，他们不少能祝福领导人未能祝福的农村社会。也应该高度赞扬和鼓励「建设派」，让他们能进入建制，成为建制中的良心和更新力量。也盼望领导人能忍耐和聆听「先知派」，想到这里，我想起古代英雄领袖李世民，他以纳谏纳言成为丰盛大唐的根基，也成为千古颂赞的中华民族伟人。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务要传道，我们也不能单在言语上，也必须在行动上，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此外，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在主里顺服在上掌权者，务要追求和睦，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人心被金钱和情欲困锁时，但不少人无望时，他们更需要福音，让我们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多人福音的管子和蒙福的途径，盼望更多国民能在主耶稣里享受神赐的满足的喜乐。
（本文的完整版本将刊于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六月份通讯，作者为该中心代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