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婉雯，可能是「沙士」其中一个主要的集体记忆。但这能够成为香港人／基督徒对香港的论述资本吗？三年，或许有足够的距离感来冷静思考一下。
三年前，五月份的香港天空，从未如此基督化过；彩虹下的约会，确实抚慰着港人空虚的心灵和满眶的泪水，教大家都期待雨后彩虹的缤纷。教会长老在安息礼拜上说：谢婉雯医生的舍身成仁，体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的大爱，而捐躯亦深深感动了每一个香港人的心，……不单是基督徒，她更是全香港六百八十万人的骄傲和模範。是时，她确实赢尽传媒和港人的掌声。
这一切就从那帧我们闭上眼睛也能记起的公关照片说起。
一、记忆、肖像与神话
有关「谢婉雯」的一切消息，在她殉职后不久，便由教会及其家人所聘请的公关公司「统一发放」；那帧脸庞微侧的大学毕业照，很快便成为谢婉雯主要的肖像，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当然也包括她本人的丧礼。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集体记忆的形成（memory in the group），主要是一些「代理人」，如政府、政党、教派等，利用各种传媒和文化工具去书写和诠释历史文本而形成的。依据这观点，重点不是群体有什么集体记忆，而是集体记忆如何被塑造出来。另一方面，群众如何吸收及消化这些塑造出来的历史文本，也是重要的课题。在「非典」期间，传媒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帧有份形塑港人灾难中集体记忆的照片，向我们传递着什么信息？
从六十年代的罗兰．巴特到刚去世的苏珊．桑塔格，都重申照片的社会功能，在《神话学》中，罗兰．巴特从肖像学的角度分析候选人的肖像，「一张好照片好比一面镜子，它要我们读的是熟悉的、已知的；它提供给选民相似性……选民其实在选举自己」；谢婉雯那帧照片，微微侧着脸在微笑，好像注视着无限远的前方，就彷佛向港人说：看着我，我像你一样；看着我，你也像我一样！当时脆弱的港人，就像重返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在这帧照片中找回自我认同。
罗兰．巴特对「流行」的神话的形成过程，提出了语言及符号学上的解释，即符号原有的意义，在流行的过程中会被抽空，再被建构成新的符号，成为新的能指（signifier），经「加工」后被赋予新的所指（signified），最后变成新的神话符号（sign），这是一种流行神话的堆叠现像。各种流行神话符号的生灭，就在不停的抽空与填满、意义贫乏与丰盈的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中出现。谢婉雯透过这帧照片，正展现着一种流行神话如何被打造的过程：我们的香港女儿、舍己的英勇医生、女性的曲折恋情……，在传媒对她背景的考掘下，港人终能各取所需，结出英雄神话的奇葩：
- 医疗界可能需要这个「好医生」；医管局可能更急需重建公关形象，借表扬医护人员的专业精神，转移港人对其行政失当的关注；
- 政府可能需要这张温婉的脸孔来证明香港精神/神话未死；
- 传媒需要这种温情的形象经营新闻，不再是每天那堆吓人的数字、高官讨厌的嘴脸、郑特首早上的叫骂，或者经济萧条下闹市中戴着面罩神色莫然的人群－－谢医生这帧照片，充满了温情、浪漫与「剧情」──泛娱乐化的传媒与香港文化，对「连续剧」般的专业女性情史是乐此不疲的；
- 香港人可能也需要这个「儿女」、这个邻家的「少女」，好凝聚业已动摇的香港精神（请留意，三十五岁的殉职医生，却以这帧十一年前的毕业照为肖像），以表明香港人依然值得尊敬，香港人的质素，原本就是这样！
- 最后，基督徒就更需要她了－－在无能为力中，这就是基督徒此的典範了。
二、神话的分析
「在『非典型』的环境下，尽力做好四个『典型』的角色－－典型的女儿、典型的好学生、典型的妻子、典型的基督徒。」在安息礼拜中，其中一个发言者这样形容谢婉雯。她，的确十分典型，完全合乎香港故事的典型论述和沙士时香港的国情。
1. 毕业的袍子与香港人的故事
这是一帧十一年前的毕业照，她身穿毕业袍。这帧公关照，不能太艳丽光彩，这会刺伤港人那时脆弱的心灵；这也不能是穿医生袍的照片，形象太鲜明、与我们的距离太远；当然，这也不能是「近照」－－三十多岁的专业女性，略嫌忙碌劳累了一点吧──华人社会，总是崇拜青春的。
一件大学毕业袍子，盛载了战后香港几代人的多少希冀与回忆？也正好代表着学业上的杰出成就──当年香港的神话是「努力读书，将来找份好工作。」「谢婉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八五年会考取得八优佳绩，翌年获中文大学医学院录取」，这样的生平略述，又是多少父母从前对子女的期望？大学毕业，在英殖的精英教育时期，是多少莘莘学子奋斗的目标、又是多少如今业已步入中年的香港人中产人生的起步点？勿忘谢婉雯的年纪，正好介乎香港人和基督徒年龄的中位数之间。「读书就有前途」的集体记忆，于此被重温──这是香港社会七、八十年代阶级流动极大的年代，中产式的香港精神于此表露无遗。就连谢婉雯的教会背景－－由基要派转到灵恩派、再转到福音派，且每间都是快速增长、充满朝气的大堂会，这实在颇能代表「香港」教会的──对不起，传统宗派缺席了，说实在的，传统宗派好像不太够香港化了。
这是一个典型香港儿女努力向上的故事－－六十年代出身、七、八十年代在公共屋邨成长，最后成为专业人士。所以，香港人的故事，断不能是一个医务助理员或者「阿审」的故事，也不能是一个五十来岁有两个女儿的师奶的故事……──虽然他们都在沙士中殉职了，但对不起，香港人从来不会这样看自己──这不是我们的香港想像。那幅青春的照片，教香港人追忆已然逝去的佳酿年华。
另一方面，她那平凡的发式、脸孔、名字（香港有多少个「婉」、个少个「雯」？）一副邻家少女的模样，准是人家的好女儿、好妹妹、好朋友－－各阶层的人士，都不难从她身上找到一点认同。所以，她的照片，便不是那种充满自信的仰视角度的照片，这太高傲了（想起张爱玲的肖像），所以，她也并非毕业于充满英殖色彩的香港大学和传统名校，那是一九九二年中文大学毕业的照片－－她的装扮、气质，正是属于九十年代初，那是带点土气的现代化却又正值香港盛势，生机处处的年代……这一切，她都赶上了。
请不要忘记，那是「医科」毕业生。「医生」，是香港社会的一种神话，有着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笔者总不明白，在教会圈子中好些已然投身全时间事奉多年的肢体们，为何仍被称为X医生而乐此不疲，或许就与此有关吧。）我们也总惦记着鲁迅和国父从前是学医的（周恩来、邓小平从前念什么专业的？）近年《ER》和《妙手仁心》对这神话的强化，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我向人说，我的儿女/亲人/朋友......是医生，脸上总有点光吧。
金耀基称她为「香港女儿」，是独具慧眼的了。
2. 温婉坚毅的女性与港人所需的抚慰
她是一个女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受伤了的香港人，心灵脆弱，太强太烈对香港人来说都太刺眼了。试想，如果这是位雄纠纠的男医生（那怕俊美如谢霆锋金城武）、又如果那是一位中年汉、又或者如果她丈夫还在人世──一个「地中海」的中年男士，走出来来表谢婉雯讲几句话……，不消说，这实在大煞气景，一切幻想的空间都幻灭了。
女性形象所表达出的母爱、坚毅，正反映港人心灵的需要。有论者指出，在疫症的混乱中，极需要详和／坚毅，以对抗内心的郁闷／无助。她在温婉的笑容中，确实有几分坚毅／自信，传记写道：她很少在人前流泪－－什至丈夫过身时也没有；这可归类为一种巴特肖像学式流行神话：「常见的四分三脸庞照，暗示一种理想的凌越－－眼光高贵地迷失在未来，它不是硬碰硬的，它翱翔，并且在别的领域上灌溉施肥，而任何领域则保持廉洁且不予定义的状态。」这正好用来描述这帧女性照片所流露的眼神与神韵。
「女性＋已婚＋又单身＋专业＋坚毅＋温婉＋青春」，的确叫所有人感到适意；大家从她身上找到认同的当儿，也赚得所有人的眼泪－－无论是单身的、已婚的、老的、少的、年青的、草根的、还是中产的……。她可以是父母心目中好女儿、朋友眼中的好朋友、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公司里的好同事，这在在表扬着沙士中正面的香港精神，好对比着那种负面的香港面貌－－问责高官那副嘴脸。
不但如此，她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神话产生的主要成分。连续剧和爱情小说的主要角色，多是敢爱敢恨的女性。当然，观众也是女的居多。「她真切爱过，结婚前已知同为医生的男友患有血癌，仍义无反顾与他许下执子之手的盟诺。丈夫去年病逝，但她仍坚强生活下去，更主动请缨往救治非典型肺炎的病人。」「爱情＋绝症＋专业」，可说是香港式爱情故事的不败公式，例如《蓝色生死恋》系列、《妙手仁心》系列、基督教的《生命恩爱动听》等。她的故事，已变成了一本传记、两本小说、四套片集（电影、电视、记录片等）。她「结婚」时的歌曲《彩虹下的约会》，最后也出现在她丈夫和自己的「丧礼」上。喜与悲、爱与痛，多强的意像组合。
三、永远的“Icon”?
作为一个Icon，笔者从开始就认为这不可能成永远的Icon。这个神话「太正气」了，只有在艰难的沙士岁月中，才为香港人所向往。港人平时的偶像，是李超人、是「赌神」、是「股神」、是Twins……，只有在疾境中才会推崇这类正面平实的Icon。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中，从来只有「成功人士」，鲜有传统意义及广义上的「英雄」，但碰上沙士就刚巧需要一个具道德感的Icon吧──沙士中，平时财大气粗的财阀帮不了什么忙，香港的女儿至情至性的专业精神，却能对照着台海两岸！「东方之珠」、「购物天堂」、「经济动物」、「经济奇迹」、「马照跑、舞照跳」等香港论述，在连年天灾人祸中几盪然无存。那时，我们确实需要英雄。但，如今，在平顺的日子中、恒指的狂飙中，却不。
她，注定不能成为永远的Icon；她没香港人所崇拜的李小龙的强悍与力度、也没有张国荣的小资及美丽、也没有梅艳芳的沧桑和风尘、也没有黄沾的通俗和风流──他们年年有人追悼，媒体也相竞报道……但谢婉雯的形象，太正面了（事实上她也缺少可以推陈出新的造型照）；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温情的日子太短。谢婉雯的神话，所反映的，可能只是香港人市场触觉的机灵和传媒机器的效率罢了；又或者，这也反映了港人及香港教会阴柔荏弱感伤滥情的特性。
以上的讨论，绝不是要否定对谢婉雯医生的敬意，只是正如在《神话学》的导读中指出，神话学者应「自愿处于战场之外，他的视线其实望向一个悲观的地平线。清醒中的孤独，使他远离社群的生活喜悦。他作出了摧毁性的行动，却无法保证明天会更美好。」笔者绝对不敢以神话学者自居，但基督徒是否要清醒一点－－其实谢婉雯这类「伟大」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借用苏珊‧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中所言，「那些源源充斥于现代生活中的战灾影像，究竟是『记录了』战争的原貌，还是『建构了』灾难的神话？……磨平了我的同情心？……令我们更麻木？或令我们接受生命中不可挽回的创伤？」
何时停止对奇观的追逐，复归平凡但多元多姿实实在在的生活，香港人／基督徒才能累积足够的论述资源，不卑不亢地细说自身的故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6.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