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婉雯，可能是「沙士」其中一個主要的集體記憶。但這能夠成為香港人／基督徒對香港的論述資本嗎？三年，或許有足夠的距離感來冷靜思考一下。
三年前，五月份的香港天空，從未如此基督化過；彩虹下的約會，確實撫慰著港人空虛的心靈和滿眶的淚水，教大家都期待雨後彩虹的繽紛。教會長老在安息禮拜上說：謝婉雯醫生的捨身成仁，體現了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捨身的大愛，而捐軀亦深深感動了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不單是基督徒，她更是全香港六百八十萬人的驕傲和模範。是時，她確實贏盡傳媒和港人的掌聲。
這一切就從那幀我們閉上眼睛也能記起的公關照片說起。
一、記憶、肖像與神話
有關「謝婉雯」的一切消息，在她殉職後不久，便由教會及其家人所聘請的公關公司「統一發放」；那幀臉龐微側的大學畢業照，很快便成為謝婉雯主要的肖像，出現在各種媒體之上－－當然也包括她本人的喪禮。
有學者指出，現代社會集體記憶的形成（memory in the group），主要是一些「代理人」，如政府、政黨、教派等，利用各種傳媒和文化工具去書寫和詮釋歷史文本而形成的。依據這觀點，重點不是群體有甚麼集體記憶，而是集體記憶如何被塑造出來。另一方面，群眾如何吸收及消化這些塑造出來的歷史文本，也是重要的課題。在「非典」期間，傳媒確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幀有份形塑港人災難中集體記憶的照片，向我們傳遞著甚麼信息？
從六十年代的羅蘭．巴特到剛去世的蘇珊．桑塔格，都重申照片的社會功能，在《神話學》中，羅蘭．巴特從肖像學的角度分析候選人的肖像，「一張好照片好比一面鏡子，它要我們讀的是熟悉的、已知的；它提供給選民相似性……選民其實在選舉自己」；謝婉雯那幀照片，微微側著臉在微笑，好像注視著無限遠的前方，就彷彿向港人說：看著我，我像你一樣；看著我，你也像我一樣！當時脆弱的港人，就像重返拉康所說的鏡像階段，在這幀照片中找回自我認同。
羅蘭．巴特對「流行」的神話的形成過程，提出了語言及符號學上的解釋，即符號原有的意義，在流行的過程中會被抽空，再被建構成新的符號，成為新的能指（signifier），經「加工」後被賦予新的所指（signified），最後變成新的神話符號（sign），這是一種流行神話的堆叠現像。各種流行神話符號的生滅，就在不停的抽空與填滿、意義貧乏與豐盈的意指過程（signification）中出現。謝婉雯透過這幀照片，正展現著一種流行神話如何被打造的過程：我們的香港女兒、捨己的英勇醫生、女性的曲折戀情……，在傳媒對她背景的考掘下，港人終能各取所需，結出英雄神話的奇葩：
- 醫療界可能需要這個「好醫生」；醫管局可能更急需重建公關形象，藉表揚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轉移港人對其行政失當的關注；
- 政府可能需要這張溫婉的臉孔來證明香港精神/神話未死；
- 傳媒需要這種溫情的形象經營新聞，不再是每天那堆嚇人的數字、高官討厭的嘴臉、鄭特首早上的叫罵，或者經濟蕭條下鬧市中戴著面罩神色莫然的人群－－謝醫生這幀照片，充滿了溫情、浪漫與「劇情」──泛娛樂化的傳媒與香港文化，對「連續劇」般的專業女性情史是樂此不疲的；
- 香港人可能也需要這個「兒女」、這個鄰家的「少女」，好凝聚業已動搖的香港精神（請留意，三十五歲的殉職醫生，卻以這幀十一年前的畢業照為肖像），以表明香港人依然值得尊敬，香港人的質素，原本就是這樣！
- 最後，基督徒就更需要她了－－在無能為力中，這就是基督徒此的典範了。
二、神話的分析
「在『非典型』的環境下，盡力做好四個『典型』的角色－－典型的女兒、典型的好學生、典型的妻子、典型的基督徒。」在安息禮拜中，其中一個發言者這樣形容謝婉雯。她，的確十分典型，完全合乎香港故事的典型論述和沙士時香港的國情。
1. 畢業的袍子與香港人的故事
這是一幀十一年前的畢業照，她身穿畢業袍。這幀公關照，不能太艷麗光彩，這會刺傷港人那時脆弱的心靈；這也不能是穿醫生袍的照片，形象太鮮明、與我們的距離太遠；當然，這也不能是「近照」－－三十多歲的專業女性，略嫌忙碌勞累了一點吧──華人社會，總是崇拜青春的。
一件大學畢業袍子，盛載了戰後香港幾代人的多少希冀與回憶？也正好代表著學業上的傑出成就──當年香港的神話是「努力讀書，將來找份好工作。」「謝婉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八五年會考取得八優佳績，翌年獲中文大學醫學院錄取」，這樣的生平略述，又是多少父母從前對子女的期望？大學畢業，在英殖的精英教育時期，是多少莘莘學子奮鬥的目標、又是多少如今業已步入中年的香港人中產人生的起步點？勿忘謝婉雯的年紀，正好介乎香港人和基督徒年齡的中位數之間。「讀書就有前途」的集體記憶，於此被重溫──這是香港社會七、八十年代階級流動極大的年代，中產式的香港精神於此表露無遺。就連謝婉雯的教會背景－－由基要派轉到靈恩派、再轉到福音派，且每間都是快速增長、充滿朝氣的大堂會，這實在頗能代表「香港」教會的──對不起，傳統宗派缺席了，說實在的，傳統宗派好像不太夠香港化了。
這是一個典型香港兒女努力向上的故事－－六十年代出身、七、八十年代在公共屋邨成長，最後成為專業人士。所以，香港人的故事，斷不能是一個醫務助理員或者「阿審」的故事，也不能是一個五十來歲有兩個女兒的師奶的故事……──雖然他們都在沙士中殉職了，但對不起，香港人從來不會這樣看自己──這不是我們的香港想像。那幅青春的照片，教香港人追憶已然逝去的佳釀年華。
另一方面，她那平凡的髮式、臉孔、名字（香港有多少個「婉」、個少個「雯」？）一副鄰家少女的模樣，準是人家的好女兒、好妹妹、好朋友－－各階層的人士，都不難從她身上找到一點認同。所以，她的照片，便不是那種充滿自信的仰視角度的照片，這太高傲了（想起張愛玲的肖像），所以，她也並非畢業於充滿英殖色彩的香港大學和傳統名校，那是一九九二年中文大學畢業的照片－－她的裝扮、氣質，正是屬於九十年代初，那是帶點土氣的現代化卻又正值香港盛勢，生機處處的年代……這一切，她都趕上了。
請不要忘記，那是「醫科」畢業生。「醫生」，是香港社會的一種神話，有著高不可攀的神聖地位（筆者總不明白，在教會圈子中好些已然投身全時間事奉多年的肢體們，為何仍被稱為X醫生而樂此不疲，或許就與此有關吧。）我們也總惦記著魯迅和國父從前是學醫的（周恩來、鄧小平從前唸甚麼專業的？）近年《ER》和《妙手仁心》對這神話的強化，就更不在話下了。如果我向人說，我的兒女/親人/朋友......是醫生，臉上總有點光吧。
金耀基稱她為「香港女兒」，是獨具慧眼的了。
2. 溫婉堅毅的女性與港人所需的撫慰
她是一個女性，這是非常重要的。
受傷了的香港人，心靈脆弱，太強太烈對香港人來說都太刺眼了。試想，如果這是位雄糾糾的男醫生（那怕俊美如謝霆鋒金城武）、又如果那是一位中年漢、又或者如果她丈夫還在人世──一個「地中海」的中年男士，走出來來表謝婉雯講幾句話……，不消說，這實在大煞氣景，一切幻想的空間都幻滅了。
女性形象所表達出的母愛、堅毅，正反映港人心靈的需要。有論者指出，在疫症的混亂中，極需要詳和／堅毅，以對抗內心的鬱悶／無助。她在溫婉的笑容中，確實有幾分堅毅／自信，傳記寫道：她很少在人前流淚－－甚至丈夫過身時也沒有；這可歸類為一種巴特肖像學式流行神話：「常見的四分三臉龐照，暗示一種理想的凌越－－眼光高貴地迷失在未來，它不是硬碰硬的，它翱翔，並且在別的領域上灌溉施肥，而任何領域則保持廉潔且不予定義的狀態。」這正好用來描述這幀女性照片所流露的眼神與神韻。
「女性＋已婚＋又單身＋專業＋堅毅＋溫婉＋青春」，的確叫所有人感到適意；大家從她身上找到認同的當兒，也賺得所有人的眼淚－－無論是單身的、已婚的、老的、少的、年青的、草根的、還是中產的……。她可以是父母心目中好女兒、朋友眼中的好朋友、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公司裏的好同事，這在在表揚著沙士中正面的香港精神，好對比著那種負面的香港面貌－－問責高官那副嘴臉。
不但如此，她動人的愛情故事也是神話產生的主要成分。連續劇和愛情小說的主要角色，多是敢愛敢恨的女性。當然，觀眾也是女的居多。「她真切愛過，結婚前已知同為醫生的男友患有血癌，仍義無反顧與他許下執子之手的盟諾。丈夫去年病逝，但她仍堅強生活下去，更主動請纓往救治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愛情＋絕症＋專業」，可說是香港式愛情故事的不敗公式，例如《藍色生死戀》系列、《妙手仁心》系列、基督教的《生命恩愛動聽》等。她的故事，已變成了一本傳記、兩本小說、四套片集（電影、電視、記錄片等）。她「結婚」時的歌曲《彩虹下的約會》，最後也出現在她丈夫和自己的「喪禮」上。喜與悲、愛與痛，多強的意像組合。
三、永遠的“Icon”?
作為一個Icon，筆者從開始就認為這不可能成永遠的Icon。這個神話「太正氣」了，只有在艱難的沙士歲月中，才為香港人所嚮往。港人平時的偶像，是李超人、是「賭神」、是「股神」、是Twins……，只有在疾境中才會推崇這類正面平實的Icon。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中，從來只有「成功人士」，鮮有傳統意義及廣義上的「英雄」，但碰上沙士就剛巧需要一個具道德感的Icon吧──沙士中，平時財大氣粗的財閥幫不了甚麼忙，香港的女兒至情至性的專業精神，卻能對照著台海兩岸！「東方之珠」、「購物天堂」、「經濟動物」、「經濟奇蹟」、「馬照跑、舞照跳」等香港論述，在連年天災人禍中幾盪然無存。那時，我們確實需要英雄。但，如今，在平順的日子中、恆指的狂飆中，卻不。
她，註定不能成為永遠的Icon；她沒香港人所崇拜的李小龍的強悍與力度、也沒有張國榮的小資及美麗、也沒有梅艷芳的滄桑和風塵、也沒有黃霑的通俗和風流──他們年年有人追悼，媒體也相競報道……但謝婉雯的形象，太正面了（事實上她也缺少可以推陳出新的造型照）；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溫情的日子太短。謝婉雯的神話，所反映的，可能只是香港人市場觸覺的機靈和傳媒機器的效率罷了；又或者，這也反映了港人及香港教會陰柔荏弱感傷濫情的特性。
以上的討論，絕不是要否定對謝婉雯醫生的敬意，只是正如在《神話學》的導讀中指出，神話學者應「自願處於戰場之外，他的視線其實望向一個悲觀的地平線。清醒中的孤獨，使他遠離社群的生活喜悅。他作出了摧毀性的行動，卻無法保證明天會更美好。」筆者絕對不敢以神話學者自居，但基督徒是否要清醒一點－－其實謝婉雯這類「偉大」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發生，借用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所言，「那些源源充斥於現代生活中的戰災影像，究竟是『記錄了』戰爭的原貌，還是『建構了』災難的神話？……磨平了我的同情心？……令我們更麻木？或令我們接受生命中不可挽回的創傷？」
何時停止對奇觀的追逐，復歸平凡但多元多姿實實在在的生活，香港人／基督徒才能累積足夠的論述資源，不卑不亢地細說自身的故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