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这十年八载，圣经出版事业非常蓬勃。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就已经有多间圣经出版商从事圣经翻译和出版工作。就近这几年，已经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和合本》」（例如：汉协、环圣，和台湾的圣经资源中心等）；仔细审阅，这些不同版本各有不同。「和合本」已经不是指一九○六至一九一九年间出版的《国语和合本》或《官话和合本》，而是一种中文圣经的标签，是一个「品牌」。
在研读版圣经方面，就更是五花百门，但近年亦有一些是针对特别读者群的圣经，例如青少年人的研读版和女性的研读版。此外，还有一些出版，是把《和合本》重新编排，什至有把全本圣经三万一千多节经文重整过来——虽然每一节都是《和合本》圣经的经文，但合起来就不是了，严格来说，就连圣经都不是！
本文无意逐一介绍，只是就几项具代表性的圣经出版来作出评论。本文的两位作者亦不是要针对某出版社的出版，只是想从圣经研究和教会培养的角度来分析和评论。
在谈论之先，我们先思想「出版」的意识形态。
一般人对书本都有一种信任，觉得出版的东西都「在某程度上是正确的」。这现象在现代社会更是明显，所谓「口讲无凭」，要有文字记录才算。文字出版本身就带有一种威信。
在英文出版界中，有发现某些标签用语往往带有权威性的含意，而且使用这类标签的书籍亦有较好的销路，最明显的例子是A Dictionary of ……这类标签，因为在一般人心中 "dictionary"（「字典」）往往带有权威的感觉。除 "dictionary" 以外，其实 "Bible"（「圣经」）这个标签也是很有权威性的，而在英语出版界中，有时也会见到一些与基督信仰无关的书籍借用Bible一词作为标签。
圣经是神性，亦是基督信仰中至高权威的代表，但亦正因为圣经具有那么权威的身分，出版圣经可以成为出版商的一种手段。试想：若果在四十年代尾（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某日本的圣经出版商出版了约书亚记（记载以色列攻打迦南地）的单行本，全国发行；出版商岂不是鼓吹、认同日本帝国主义（或侵华）的合法性和动机吗？又试想另一个情况：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某中国出版商印了一张单张，单张上印着：「……耶和华啊，求你记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诗一三七：7-9）这不是反映出版人中国民族情和对日本人的痛恨，那是什么呢？即使出版商没有这种意图，但是读者还是会有这种领受的！
出版、文本，都具有诱导性。（在本文，「诱导」并非带有负面的含义，与「引导」同，参《国语辞典》。）即使不是所有文本都是煽情的，文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邀请：任何文本的出现就是向读者作出邀请，去读、去思考、去回应（接受或抗辩），什至是用行动作出回应（例如见到门外的一个牌写着「内有恶犬」，就是要你停止继续进去，否则后果自负）。
圣经出版也是一样。双语版圣经或双译版圣经就是邀请读者在阅读一个译本时，同时比较另一个译本，或以另一个译本作补充；所以，不是任何两个版本都可以拼合起来出版的。在这方面，研读版圣经（Study-Bible）更是重要的环节。把一些「辅助资料」与圣经经文拼列在一起，编者无疑就是要用「辅助资料」来诱导读者进入某个方向的阅读。脱离圣经经文，「辅助资料」可以是多方面的，但与经文拼合起来，这些资料就不是「辅助」读者那么简单，而是「诱导」读者。
出版从来都不会是中性，而圣经出版也是一样；正因为圣经关系到广大信徒信仰和属灵上的成长，出版商应当避免对文本作太多诱导性的处理，至少也应把辅助资料与文本本身清楚地划分开来。
（从圣经研究看近年的圣经出版系列之一）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经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校友会」主办的「从圣经研究看近年的圣经出版」（二○○六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的讲座中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