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這十年八載，聖經出版事業非常蓬勃。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就已經有多間聖經出版商從事聖經翻譯和出版工作。就近這幾年，已經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和合本》」（例如：漢協、環聖，和台灣的聖經資源中心等）；仔細審閱，這些不同版本各有不同。「和合本」已經不是指一九○六至一九一九年間出版的《國語和合本》或《官話和合本》，而是一種中文聖經的標籤，是一個「品牌」。
在研讀版聖經方面，就更是五花百門，但近年亦有一些是針對特別讀者群的聖經，例如青少年人的研讀版和女性的研讀版。此外，還有一些出版，是把《和合本》重新編排，甚至有把全本聖經三萬一千多節經文重整過來——雖然每一節都是《和合本》聖經的經文，但合起來就不是了，嚴格來說，就連聖經都不是！
本文無意逐一介紹，只是就幾項具代表性的聖經出版來作出評論。本文的兩位作者亦不是要針對某出版社的出版，只是想從聖經研究和教會培養的角度來分析和評論。
在談論之先，我們先思想「出版」的意識形態。
一般人對書本都有一種信任，覺得出版的東西都「在某程度上是正確的」。這現象在現代社會更是明顯，所謂「口講無憑」，要有文字記錄才算。文字出版本身就帶有一種威信。
在英文出版界中，有發現某些標籤用語往往帶有權威性的含意，而且使用這類標籤的書籍亦有較好的銷路，最明顯的例子是A Dictionary of ……這類標籤，因為在一般人心中 "dictionary"（「字典」）往往帶有權威的感覺。除 "dictionary" 以外，其實 "Bible"（「聖經」）這個標籤也是很有權威性的，而在英語出版界中，有時也會見到一些與基督信仰無關的書籍借用Bible一詞作為標籤。
聖經是神性，亦是基督信仰中至高權威的代表，但亦正因為聖經具有那麼權威的身分，出版聖經可以成為出版商的一種手段。試想：若果在四十年代尾（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某日本的聖經出版商出版了約書亞記（記載以色列攻打迦南地）的單行本，全國發行；出版商豈不是鼓吹、認同日本帝國主義（或侵華）的合法性和動機嗎？又試想另一個情況：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某中國出版商印了一張單張，單張上印著：「……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詩一三七：7-9）這不是反映出版人中國民族情和對日本人的痛恨，那是甚麼呢？即使出版商沒有這種意圖，但是讀者還是會有這種領受的！
出版、文本，都具有誘導性。（在本文，「誘導」並非帶有負面的含義，與「引導」同，參《國語辭典》。）即使不是所有文本都是煽情的，文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邀請：任何文本的出現就是向讀者作出邀請，去讀、去思考、去回應（接受或抗辯），甚至是用行動作出回應（例如見到門外的一個牌寫著「內有惡犬」，就是要你停止繼續進去，否則後果自負）。
聖經出版也是一樣。雙語版聖經或雙譯版聖經就是邀請讀者在閱讀一個譯本時，同時比較另一個譯本，或以另一個譯本作補充；所以，不是任何兩個版本都可以拼合起來出版的。在這方面，研讀版聖經（Study-Bible）更是重要的環節。把一些「輔助資料」與聖經經文拼列在一起，編者無疑就是要用「輔助資料」來誘導讀者進入某個方向的閱讀。脫離聖經經文，「輔助資料」可以是多方面的，但與經文拼合起來，這些資料就不是「輔助」讀者那麼簡單，而是「誘導」讀者。
出版從來都不會是中性，而聖經出版也是一樣；正因為聖經關係到廣大信徒信仰和屬靈上的成長，出版商應當避免對文本作太多誘導性的處理，至少也應把輔助資料與文本本身清楚地劃分開來。
（從聖經研究看近年的聖經出版系列之一）
本文的部分內容曾經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校友會」主辦的「從聖經研究看近年的聖經出版」（二○○六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的講座中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