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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学是香港文学随着社会形态发展而酝现的一种文学类别；九七问题成为香港文学作家追寻香港人身分的启发点；城市文学渐已成型给看为创作传统；现行教育制度下的文学教育一团糟，令学生疏离文学不去接触；文学的市场营销面临观念革新，不再将两者看成对立。 三位出席香港人系列双月座谈会之五「文学世界中的香港」的嘉宾讲员：董启章、黎海华及洛枫，以及主持梁文道，分别交流表达他们对创作与阅读香港文学的看法。讲座出席者共廿四人，讲座由基督教中国宗教化文化研社、香港基督徒学会、《突破杂志》及本报合办，已於十月廿三日晚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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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洛枫（陈少红）跳越香港有否文学与香港作家身分界定的两个争论性问题，并见及近年兴起回顾香港历史的趋势，介绍了西西的《飞毡》和董启章的《地图集》；前者以童话语言写某个家族发迹史，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描画香港；後者的阅读趣味在於那种真假之间的感觉，香港在小说中成为一个想像的城市，以及有关她的考古学。
西西与董启章在着作中建构香港的那份视野，洛枫感到欣赏，她说，「两本作品没有脱离香港人生活，做到深入思考香港人的历史和身分，不在於找出固定的答案，而是一种思考过程。」
资深文化工作者黎海华多年参与编辑香港文学作品工作，她表示九七议题是香港历史的关键，引发了创作人看它为创作的题材、灵感和想像。分析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描写香港的文学作品的特色，黎海华指出八十年代作品着重写实的角度写九七，例如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和刘以鬯的《一九九七》，这个年代的作品以抒情调子怀念香港，流露对消失的空间的依恋；九十年代的作品里作家以想像文化和空间描写这个城市，例子有刘以鬯的《追鱼》、西西的《飞毡》；心猿的《狂城乱马》、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等等。
文学着作中的城市特质
讲座主持人梁文道向嘉宾讲员提问，「怎样肯定这些文学作品里所描写的就是香港？如何辨别出来？」
董启章认为可从狭义与广义的读法去阅读香港的文学作品，狭义读法指从作品看出它是描述香港这个地方的证据，广义说法指普遍化去描写城市，而不单止限於写香港。
作品内容突出写香港的文学作品，其中会出现关於香港的特定意义和城市面貌。尤其是对城市的描写，董启章说香港人是以城市为单位去理解自己的生活，看为平常的高楼大厦，各种交通工具，高空气污染指标，金融楼价等等落入写作时就成为好的经验让人去写作。
固然文学作品中构成一个城市还需要其他东西，董启章补充说这些包括事实（提升为史实）、视觉意象、社会形态、生活用品的品牌、人街地的名称、地方语言。这些东西都会用作描写某个城市的坐标。
另方面，洛枫提出描写香港的文学作品很多，问题在於作者用甚麽形式去写香港，并当中展现出来的深度，这就涉及评价作品的标准，也显出香港至今没有足够的文学评论文章。她更提议转换另一角度以香港的文学世界是怎样去理解香港。
黎海华相信「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於是否写本土，但一本写得深入的本土文学作品会引起他人的共鸣。」不是凡是写本土就是好作品。
金庸武侠小说的香港化
座谈会另一个掀起讨论的焦点，是梁文道的提问：「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写及香港的城市时，那作品是否就与香港无关？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一个例子。又或者作品中与香港有着深层曲折的关系？」
洛枫直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表面没写到香港，但内容绝对香港化。她引马国明的《路边政治经济学》的其中一章〈金融与金庸〉，指它是一种阅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方法。她说马国明用政治经济金融的角度来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变化，将金庸小说放落香港历史脉胳背景中去研究。《书剑恩仇录》有着金庸自己南来香港的移民写照，这位北来移民如何处经历香港社会事物的发展；《鹿鼎记》的韦小宝是粗鄙香港人的反映。再看金庸自己的民族意识与他对港英殖民政府的态度有了转变，从早期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皇改国号解决民族统一回归的问题，转变到後期《鹿鼎记》中只要康熙国君英明，不理是甚麽满洲人汉人，小百姓繁荣安定赚钱过活，便解决了政治议案。洛枫认为金庸十几年间写的武侠小说里的政治民族社会思想变化很大。
董启章亦同意文学作品表面虽然没提及香港，其实也可以是绝对香港的作品，内里有着因由与关系，不能以有提及香港内容才称为香港文学，而他也不太清楚这两种作品的分野、类别和趋向。
从个人的创作经验来说，洛枫形容她写香港时会从陌生化角度入手，一种有距离、冷静、不情绪化的思考过程去写作，又找出香港这个城市的独特性，以及香港有甚麽与纽约东京等大城市不同。
城市文学阅读霸权存在吗？
梁文道认为香港文学作家自六十年代起以文学、论述方式建构起城市自觉的方向，建构起香港城市文学传统，以致学术界在探讨香港文学时边缘化一些不写香港城市为题材的作品与作家，例如擅写自然生活的吴煦斌，或者市场上成功的张小娴。他观察到香港文学的正统主流中出现城市文学阅读的霸权。
 | 洛枫：城市文学传统的发展与九七议题攸关，它迫使香港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分种种问题。 |
不论是诗、散文、小说，黎海华认为都看到作家从抗拒城市的节奏到接纳它，甚至後期作家在城市中感到如鱼得水的体验也是一种过程。
九七成为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作品的坐标、视野，梁文道感到现在已是後九七时期，期望文学作品能逾越九七的视野。不过董启章不认同有很多作家在其香港文学作品中直接处理过九七议题，觉得来来去去几个人写而已，他反而感到若不做就错过了九七的写作题材。
文学等於沈闷深奥毒药
 | 董启章：「香港文学」这个字汇在香港人心目中是甚麽？恐怖？沈闷？知道是文学作品就不想看。 |
 | 黎海华：香港社会文化气候没有帮助文学成长，给文学创作人发表的文学杂志寥寥可数，同样香港的读者也未有成长。 |
香港文学到底可以怎样在社会中存在下去？梁文道提出文学生存之道，在於承认文学教育的失败；以市场学营销文学作品，不将两者看成对立；网上出版以节省成本；文学着作的市场拓展至中国内地。
看来香港人先跳出文学令人怕怕、与我无关的想法，从新尝试努力做个肯阅读文学的读书人，香港人的质素，香港的出版界，或有提升与蓬勃的时机。
（第五八三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