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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學是香港文學隨著社會形態發展而醞現的一種文學類別；九七問題成為香港文學作家追尋香港人身分的啟發點；城市文學漸已成型給看為創作傳統；現行教育制度下的文學教育一團糟，令學生疏離文學不去接觸；文學的市場營銷面臨觀念革新，不再將兩者看成對立。 三位出席香港人系列雙月座談會之五「文學世界中的香港」的嘉賓講員：董啟章、黎海華及洛楓，以及主持梁文道，分別交流表達他們對創作與閱讀香港文學的看法。講座出席者共廿四人，講座由基督教中國宗教化文化研社、香港基督徒學會、《突破雜誌》及本報合辦，已於十月廿三日晚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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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洛楓（陳少紅）跳越香港有否文學與香港作家身分界定的兩個爭論性問題，並見及近年興起回顧香港歷史的趨勢，介紹了西西的《飛氈》和董啟章的《地圖集》；前者以童話語言寫某個家族發跡史，用以小見大的手法描畫香港；後者的閱讀趣味在於那種真假之間的感覺，香港在小說中成為一個想像的城市，以及有關她的考古學。
西西與董啟章在著作中建構香港的那份視野，洛楓感到欣賞，她說，「兩本作品沒有脫離香港人生活，做到深入思考香港人的歷史和身分，不在於找出固定的答案，而是一種思考過程。」
資深文化工作者黎海華多年參與編輯香港文學作品工作，她表示九七議題是香港歷史的關鍵，引發了創作人看它為創作的題材、靈感和想像。分析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描寫香港的文學作品的特色，黎海華指出八十年代作品著重寫實的角度寫九七，例如梁錫華的《頭上一片雲》和劉以鬯的《一九九七》，這個年代的作品以抒情調子懷念香港，流露對消失的空間的依戀；九十年代的作品裏作家以想像文化和空間描寫這個城市，例子有劉以鬯的《追魚》、西西的《飛氈》；心猿的《狂城亂馬》、韓麗珠的《輸水管森林》等等。
文學著作中的城市特質
講座主持人梁文道向嘉賓講員提問，「怎樣肯定這些文學作品裏所描寫的就是香港？如何辨別出來？」
董啟章認為可從狹義與廣義的讀法去閱讀香港的文學作品，狹義讀法指從作品看出它是描述香港這個地方的證據，廣義說法指普遍化去描寫城市，而不單止限於寫香港。
作品內容突出寫香港的文學作品，其中會出現關於香港的特定意義和城市面貌。尤其是對城市的描寫，董啟章說香港人是以城市為單位去理解自己的生活，看為平常的高樓大廈，各種交通工具，高空氣污染指標，金融樓價等等落入寫作時就成為好的經驗讓人去寫作。
固然文學作品中構成一個城市還需要其他東西，董啟章補充說這些包括事實（提升為史實）、視覺意象、社會形態、生活用品的品牌、人街地的名稱、地方語言。這些東西都會用作描寫某個城市的坐標。
另方面，洛楓提出描寫香港的文學作品很多，問題在於作者用甚麼形式去寫香港，並當中展現出來的深度，這就涉及評價作品的標準，也顯出香港至今沒有足夠的文學評論文章。她更提議轉換另一角度以香港的文學世界是怎樣去理解香港。
黎海華相信「文學作品的價值不在於是否寫本土，但一本寫得深入的本土文學作品會引起他人的共鳴。」不是凡是寫本土就是好作品。
金庸武俠小說的香港化
座談會另一個掀起討論的焦點，是梁文道的提問：「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沒有寫及香港的城市時，那作品是否就與香港無關？金庸的武俠小說正是一個例子。又或者作品中與香港有著深層曲折的關係？」
洛楓直說金庸的武俠小說表面沒寫到香港，但內容絕對香港化。她引馬國明的《路邊政治經濟學》的其中一章〈金融與金庸〉，指它是一種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方法。她說馬國明用政治經濟金融的角度來看金庸武俠小說的變化，將金庸小說放落香港歷史脈胳背景中去研究。《書劍恩仇錄》有著金庸自己南來香港的移民寫照，這位北來移民如何處經歷香港社會事物的發展；《鹿鼎記》的韋小寶是粗鄙香港人的反映。再看金庸自己的民族意識與他對港英殖民政府的態度有了轉變，從早期的《書劍恩仇錄》中乾隆皇改國號解決民族統一回歸的問題，轉變到後期《鹿鼎記》中只要康熙國君英明，不理是甚麼滿洲人漢人，小百姓繁榮安定賺錢過活，便解決了政治議案。洛楓認為金庸十幾年間寫的武俠小說裏的政治民族社會思想變化很大。
董啟章亦同意文學作品表面雖然沒提及香港，其實也可以是絕對香港的作品，內裏有著因由與關係，不能以有提及香港內容才稱為香港文學，而他也不太清楚這兩種作品的分野、類別和趨向。
從個人的創作經驗來說，洛楓形容她寫香港時會從陌生化角度入手，一種有距離、冷靜、不情緒化的思考過程去寫作，又找出香港這個城市的獨特性，以及香港有甚麼與紐約東京等大城市不同。
城市文學閱讀霸權存在嗎？
梁文道認為香港文學作家自六十年代起以文學、論述方式建構起城市自覺的方向，建構起香港城市文學傳統，以致學術界在探討香港文學時邊緣化一些不寫香港城市為題材的作品與作家，例如擅寫自然生活的吳煦斌，或者市場上成功的張小嫻。他觀察到香港文學的正統主流中出現城市文學閱讀的霸權。
 | 洛楓：城市文學傳統的發展與九七議題攸關，它迫使香港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分種種問題。 |
不論是詩、散文、小說，黎海華認為都看到作家從抗拒城市的節奏到接納它，甚至後期作家在城市中感到如魚得水的體驗也是一種過程。
九七成為十多年來香港文學作品的坐標、視野，梁文道感到現在已是後九七時期，期望文學作品能逾越九七的視野。不過董啟章不認同有很多作家在其香港文學作品中直接處理過九七議題，覺得來來去去幾個人寫而已，他反而感到若不做就錯過了九七的寫作題材。
文學等於沈悶深奧毒藥
 | 董啟章：「香港文學」這個字彙在香港人心目中是甚麼？恐怖？沈悶？知道是文學作品就不想看。 |
 | 黎海華：香港社會文化氣候沒有幫助文學成長，給文學創作人發表的文學雜誌寥寥可數，同樣香港的讀者也未有成長。 |
香港文學到底可以怎樣在社會中存在下去？梁文道提出文學生存之道，在於承認文學教育的失敗；以市場學營銷文學作品，不將兩者看成對立；網上出版以節省成本；文學著作的市場拓展至中國內地。
看來香港人先跳出文學令人怕怕、與我無關的想法，從新嘗試努力做個肯閱讀文學的讀書人，香港人的質素，香港的出版界，或有提升與蓬勃的時機。
（第五八三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