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六年的春天，东南亚的民主国家接二连三的发生危机。一些菲律宾人试图透过人民力量，把现任总统阿罗约夫人拉下台。这计划最终却带来了紧急状态令，以及一连串涉嫌对反对派的打压。与此同时，泰国的在野人士则动员人民示威反对总理他信，并杯葛即将来临的国会大选，一系列的政治动，令两国皆人心惶惶。
为何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发展，一直以来均强差人意？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均仍是挂着民主外衣的专权国家，而泰国、菲律宾及印尼的民主政体，其管治质素欠佳，政局亦有不稳。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大都未曾尝过民主的滋味。究竟东南亚各国中了什么魔咒，使它们长期在专权、极权以及低质素民主之间不断徘徊？
在本文笔者会尝试以精英政治的角度，替东南亚的民主断个症。政治由少数精英垄断，乃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官南勾结，古今皆然，也没有值得惊之处，是以社会学家米雪尔（Michels）曾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寡头政治的铁律（Iron Law of Oliganhy）。问题是世界各国精英与政府勾结的模式，不尽相同。而这些模式的不同，可以为各国带来不同的政治性格。
而在东南亚国家中，政府与精英之间并不存在着清晰的分界。夸张来说，我们可以说东南亚并无官商勾结的问题：因为官即是商，商即是官，也犯不着去问谁勾结谁的问题了，举例来说，泰国总理他信曾是警官，却透过工作的关系承接了更新惊察通讯系统的生意，最终令他成为电信业的钜子。而最后他则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筹组泰爱泰党以走上执政之路。政府与精英之间没有分工、没有分界，两者经已浑为一体。
在精英利益一致的东南亚国家，政府、公务员与商界可以组成紧密的统一阵线，为国家带来稳定而有效率的专权统治。新加坡与马来亚均采用了此一样式。比如说在新加坡，执政人民行动党会邀请公务员入党并参选，亦会安排党员到公务员系统汲收经验。执政党、国会及官僚体系之间的人才旋转门，为新加坡带来党政合一的局面。除此以外，政府亦执掌重要企业的运作，亦负责与外资进行协，商是以有者曾提出「新加坡公司」一说。党政商的一切的运作，均需跟随强势领袖的纪律指导，全国均没有自立山头的空间。
可是，并不是每个国家的精英均能像新马那样团结合一。那样，不同派系的精英便会在政府内部建立山头，以不同政府部门的权力替自己的派系争取权益。在专权统治的时代，独栽者往往需透过扶植亲信以固自己的权力。他们会招揽效忠的经济精英，亦会透过政治权力为家人及亲信带来经济上的特权，但是这些措施却会带来裙带关系及贪污腐化等恶果。独栽者亦可运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维持权力。印尼的苏哈图一方面依靠华人商家的政治支持，可是另一方面印尼的种族政策却教华商失去政治自立的能力。
当独裁者的影响力不复存在，精英派系间的制衡会令这些国家走向民主。可是，这种民主往往是低质素。透过扶植亲信以增加派系优势的做法仍会存在。此外，由于各派系的势力横跨政府与社会各界，当派系间要进行权力斗争的话，他们常绕过政治程序去达成目的。在最极端的情况，各派系可以透过在社会上的网络，由下至上的鼓动「人民力量」，在街头与政敌进行对决。可是这种滥用体制外力量的做法，却与注重程序正义的民精神背道而驰。
东南亚各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若一个社会未能梳理好政府与精英间的分野，那么民主便很可能只是一种奢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一个稳定的专权国家。而更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政治腐败、局势不稳的奬态下徘徊在民主与专权之间。
回顾我国的政治制度，政府与精英的纠缠不清，正是我国民主发展的致命伤。一直以来我国都存在着党政不分的毛病，共产党与官僚间的分野并不清晰。而在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下，国家办企业这「政企不分」的毛病纵然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冲击，仍未说得上是完全消失。我国要成为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并不是靠扩展选举制度可以达成。民主发展，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转变。前路，依然漫长。
参考资料：Case, William., “Interlocking Elites in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2(1)2003, pp.249-69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17.3.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