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六年的春天，東南亞的民主國家接二連三的發生危機。一些菲律賓人試圖透過人民力量，把現任總統阿羅約夫人拉下台。這計劃最終卻帶來了緊急狀態令，以及一連串涉嫌對反對派的打壓。與此同時，泰國的在野人士則動員人民示威反對總理他信，並杯葛即將來臨的國會大選，一系列的政治動，令兩國皆人心惶惶。
為何東南亞地區的民主發展，一直以來均強差人意？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均仍是掛著民主外衣的專權國家，而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的民主政體，其管治質素欠佳，政局亦有不穩。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大都未曾嘗過民主的滋味。究竟東南亞各國中了甚麼魔咒，使它們長期在專權、極權以及低質素民主之間不斷徘徊？
在本文筆者會嘗試以精英政治的角度，替東南亞的民主斷個症。政治由少數精英壟斷，乃古今中外常見的現象。官南勾結，古今皆然，也沒有值得驚之處，是以社會學家米雪爾（Michels）曾提出人類社會存在著寡頭政治的鐵律（Iron Law of Oliganhy）。問題是世界各國精英與政府勾結的模式，不盡相同。而這些模式的不同，可以為各國帶來不同的政治性格。
而在東南亞國家中，政府與精英之間並不存在著清晰的分界。誇張來說，我們可以說東南亞並無官商勾結的問題：因為官即是商，商即是官，也犯不著去問誰勾結誰的問題了，舉例來說，泰國總理他信曾是警官，卻透過工作的關係承接了更新驚察通訊系統的生意，最終令他成為電信業的鉅子。而最後他則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籌組泰愛泰黨以走上執政之路。政府與精英之間沒有分工、沒有分界，兩者經已渾為一體。
在精英利益一致的東南亞國家，政府、公務員與商界可以組成緊密的統一陣線，為國家帶來穩定而有效率的專權統治。新加坡與馬來亞均採用了此一樣式。比如說在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會邀請公務員入黨並參選，亦會安排黨員到公務員系統汲收經驗。執政黨、國會及官僚體系之間的人才旋轉門，為新加坡帶來黨政合一的局面。除此以外，政府亦執掌重要企業的運作，亦負責與外資進行協，商是以有者曾提出「新加坡公司」一說。黨政商的一切的運作，均需跟隨強勢領袖的紀律指導，全國均沒有自立山頭的空間。
可是，並不是每個國家的精英均能像新馬那樣團結合一。那樣，不同派系的精英便會在政府內部建立山頭，以不同政府部門的權力替自己的派系爭取權益。在專權統治的時代，獨栽者往往需透過扶植親信以固自己的權力。他們會招攬效忠的經濟精英，亦會透過政治權力為家人及親信帶來經濟上的特權，但是這些措施卻會帶來裙帶關係及貪污腐化等惡果。獨栽者亦可運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維持權力。印尼的蘇哈圖一方面依靠華人商家的政治支持，可是另一方面印尼的種族政策卻教華商失去政治自立的能力。
當獨裁者的影響力不復存在，精英派系間的制衡會令這些國家走向民主。可是，這種民主往往是低質素。透過扶植親信以增加派系優勢的做法仍會存在。此外，由於各派系的勢力橫跨政府與社會各界，當派系間要進行權力鬥爭的話，他們常繞過政治程序去達成目的。在最極端的情況，各派系可以透過在社會上的網絡，由下至上的鼓動「人民力量」，在街頭與政敵進行對決。可是這種濫用體制外力量的做法，卻與注重程序正義的民精神背道而馳。
東南亞各國的例子告訴我們，若一個社會未能梳理好政府與精英間的分野，那麼民主便很可能只是一種奢想。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會成為一個穩定的專權國家。而更有可能發生的，就是在政治腐敗、局勢不穩的奬態下徘徊在民主與專權之間。
回顧我國的政治制度，政府與精英的糾纏不清，正是我國民主發展的致命傷。一直以來我國都存在著黨政不分的毛病，共產黨與官僚間的分野並不清晰。而在多年的計劃經濟的影響下，國家辦企業這「政企不分」的毛病縱然經歷過市場經濟的衝擊，仍未說得上是完全消失。我國要成為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並不是靠擴展選舉制度可以達成。民主發展，必然是整個社會的轉變。前路，依然漫長。
參考資料：Case, William., “Interlocking Elites in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2(1)2003, pp.249-69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17.3.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