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我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男性霸权的迷思〉一文，这可能是向香港普罗读者引介所谓「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的最早一篇文章。想当时正值「第三波女性主义」在学院里崛起，与此同时形形式式的新思潮和社会运动亦逐渐开始祭起「后女性主义」的旗帜，里面什至还混入了一些「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是要推翻一切平权运动的男性沙文主义者。
转眼十年，惊觉香港社会关于两性关系的讨论仍然落后于国际形势。观乎最近在《时代论坛》的网上会员区，读者就〈女友不是处女……！〉此话题热烈交换的意见，以及随后李耀全牧师于上一期的详尽回应，更发现本地基督徒虽然对很多女性主义的议题非常关心，但在展开理性讨论时，彼此间却存在着很多沟通上的障碍。本文的目的不是针对女性主义的是非对错，而是希望就如何对女性主义进行信仰反思，提出一些创造有利条件的建议。
放下身段，以理服人
首先，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就两性平等的讨论，令人有似曾相识（deja vu）之感。正反双方的互动和非互动关系，以至争辩时使用的技俩，都活脱是西方女性主义论战的翻版。例如我们仍然容易把人按性别定型，女人为女人说话，就等于女权至上，是大女人成了所有女人的专利代言人；而当弟兄们想帮姊妹说句公道话时，就动辄得咎，吃力不讨好。
其实外国也有过男人是否可以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争论，情况就如有同性恋者质疑所谓「直同志」是否可能一样。弟兄们实不需太过介怀，反而应该更细心聆听，虚心反省自己是否对女性的处境有所误解。如果他们见识过西方女性主义者之间有时在口舌言词中的互相攻讦，弟兄们便可以对任何批评处之泰然。但我毕竟相信由于我们信仰的缘故，教会里的弟兄会比社会上一般的男性对两性平等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并敢于发言，这是我们应该珍惜和鼓励的，姊妹们也应该尽量团结这些怀着善意的弟兄。
我们都需要接受谁也没有代表别人发言的绝对权利，「女性」和「男性」也不是两个铁板一块的群体。女性对自己的经历有第一身的认识，所以她们能有力地驳斥任何关于女性处境以偏槪全的论述，她们对自身体验的描述虽然应得到尊重，也不能免于批判。女人就女性议题的发言既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有较高的可信性。就正如我们都是中国人，却不都自动成为汉学权威。而就两性关系的讨论，则男女都有各自平等的发言权，一个人的言论是否言之成理，仍要诉诸公共的、相互主观的和自我批判的是非真伪的辩证标准，而不能单靠扮演受害人的角色抢占道德高地。
「政治正确」的厌倦反弹
可惜当我们想在教会里公开地探讨两性不平等的问题时，却容易被别人抹黑为「政治正确」；揭露歧视的不公义，就会被指摘是没有爱心包容；「女性主义者」这标签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类似的寒蝉效应极不利于弱势的一方去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这些手段。但这股反对「反政治不正确」的西风是环球形势使然，恐怕早晚是要吹来的，它是由于一种对女权以及其他平权解放运动的旷日持久所产生的厌倦反弹情绪（backlash）。无疑在很多反歧视的运动里都会有矫枉过正或过犹不及的地方，尤其是当平等机会的诉求要通过法例或政策硬性地去落实，往往会造成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不公平后果。
类似的实例即使在平等机会相对落后的香港也俯拾即是。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轻易放弃争取平等，或一刀切将所有反歧视的诉求都视为夸张失实，什至认为反歧视的措施必定会一发不可收拾。反而我们应更严肃地考虑歧视情况的深度和阔度，与反歧视的手段是否成比例（proportional）。
我们得承认无论任由歧视和不平等情况持续，抑或采取方法试图去消灭它，皆有其社会代价。如何去平衡小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又不失公义，只能依赖一个民主法治的体制和成熟的公民社会去一步一步釐清。
综观上述这些不尽理想的情况，可见本地信徒在探讨两性问题时，仍未能得益于较趋成熟的后女性主义对前期女性主义的内部批判，当中最重要的反省就是认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状况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女性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女性主义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也不应是男女之间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正如存在主义大师沙特（Sartre）说过：「要解放受压逼者，就要同时解放压逼者」。解放不是一夜之间的革命，而是一个从下而上的过程，除了要针对两性各自在其性别岗位上结构性的剥削和歧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的途程。
主内这么近 却又那么远
基督教的人观、关于罪和恩典、人与上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和等教义，本来对重构两性角色可以起很积极的作用。尤其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之间本来可以超越夫妻、父女、母子、什至男与女这些性别的限制，达到圣徒相通的理想。偏偏事实并非如此。
教会里面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很多时只不过是社会上普遍价值观念的投影。当教会只着眼于维护社会的道德标准，希望它不致沦丧，便容易忘记应更根本地先去反思社会的道德价值是否需要信仰的批判。在讨论两性议题的时候，无论是在教会内外，即使所有参与的人都怀着良好意愿，都会因着各方的立场、视野、利益、处境的分歧、权力的不平衡、先存的盲点和偏见等，形成一个扭曲了的言说空间。哈巴马斯（Habermas）的「理想语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故之然遥不可及，其实也并非沟通的必要条件。两性之间的沟通困难，可能更接近于分析哲学家大卫逊（Donald Davidson）所谓「极端诠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境况。
「极端诠释」其实是阐明语言的本质的一个哲学比喻：当一个田野人类学家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她必须要从头开始（start from scratch）去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风俗，而且她要假定她和当地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in the same physical world），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和她大致相约，否则她的诠释工作无从开展。大卫逊的理论是，即使是同文同族的人，他们利用活生生的语言去沟通的时候，跟这位人类学家没有根本上的分别！
别断言无法沟通
很多时当面对沟通的障碍，我们都会沮丧地问自己：究竟对方是否在说人话（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为什么她的话听起来不知所谓（does not make sense）？对方是故意蛮不讲理，还是没有讲道理的能力？抑或她和我根本是属于不同的世界？「极端诠释」这个比喻的教训是：能够就上面这些疑惑作出是或否的答案以先，我们必须已经要在彼此的沟通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当我们认为别人说的都是废话（nonsensical），即表示承认我们不明了对方的意思，然则我们又怎能判定我们听不懂的话语是没有意义（meaningless）的呢？如果是，则一切夸大「男女大不同」的论述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论男女如何不同，也不会像生活在两个隔绝的世界，否则接触（reaching out）成为绝对地不可能，我们就根本无证据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
换言之，大卫逊的建议是：克服沟通障碍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坚持沟通！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谅解，就没有资格轻率地去论断别人是错，或者先验地以为与之沟通注定失败。
为讨论两性问题建构兼容和包容（inclusive）的空间，教会可说责无旁贷。女性主义的理论未必一定帮得上忙，我们也不应将之视为真理，但我们不能无视女性主义关注的议题，不但要讲，还要公开地、不断地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去讲。
女性在教会事奉岗位的问题（例如女性按牧）可能可以暂时放下不表。妇解神学的释经方法对某些信徒来说可能过于前卫。但牧者对会众有不可推卸的牧养责任，弟兄姊妹之间有关顾主内的责任，教会能逃避得了婚前性行为、未婚怀孕、婚外情、离婚、单亲家庭这些牵涉两性（尤其是关系到女性）的常见的家庭问题吗？
（标题及分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写在三八妇女节前：女性主义的神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