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我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了題為〈男性霸權的迷思〉一文，這可能是向香港普羅讀者引介所謂「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的最早一篇文章。想當時正值「第三波女性主義」在學院裡崛起，與此同時形形式式的新思潮和社會運動亦逐漸開始祭起「後女性主義」的旗幟，裡面甚至還混入了一些「打著紅旗反紅旗」，實質是要推翻一切平權運動的男性沙文主義者。
轉眼十年，驚覺香港社會關於兩性關係的討論仍然落後於國際形勢。觀乎最近在《時代論壇》的網上會員區，讀者就〈女友不是處女……！〉此話題熱烈交換的意見，以及隨後李耀全牧師於上一期的詳盡回應，更發現本地基督徒雖然對很多女性主義的議題非常關心，但在展開理性討論時，彼此間卻存在著很多溝通上的障礙。本文的目的不是針對女性主義的是非對錯，而是希望就如何對女性主義進行信仰反思，提出一些創造有利條件的建議。
放下身段，以理服人
首先，我發現在教會裡面就兩性平等的討論，令人有似曾相識（deja vu）之感。正反雙方的互動和非互動關係，以至爭辯時使用的技倆，都活脫是西方女性主義論戰的翻版。例如我們仍然容易把人按性別定型，女人為女人說話，就等於女權至上，是大女人成了所有女人的專利代言人；而當弟兄們想幫姊妹說句公道話時，就動輒得咎，吃力不討好。
其實外國也有過男人是否可以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爭論，情況就如有同性戀者質疑所謂「直同志」是否可能一樣。弟兄們實不需太過介懷，反而應該更細心聆聽，虛心反省自己是否對女性的處境有所誤解。如果他們見識過西方女性主義者之間有時在口舌言詞中的互相攻訐，弟兄們便可以對任何批評處之泰然。但我畢竟相信由於我們信仰的緣故，教會裡的弟兄會比社會上一般的男性對兩性平等持較為開放的態度並敢於發言，這是我們應該珍惜和鼓勵的，姊妹們也應該盡量團結這些懷著善意的弟兄。
我們都需要接受誰也沒有代表別人發言的絕對權利，「女性」和「男性」也不是兩個鐵板一塊的群體。女性對自己的經歷有第一身的認識，所以她們能有力地駁斥任何關於女性處境以偏槪全的論述，她們對自身體驗的描述雖然應得到尊重，也不能免於批判。女人就女性議題的發言既沒有絕對的權威性，只有較高的可信性。就正如我們都是中國人，卻不都自動成為漢學權威。而就兩性關係的討論，則男女都有各自平等的發言權，一個人的言論是否言之成理，仍要訴諸公共的、相互主觀的和自我批判的是非真偽的辯證標準，而不能單靠扮演受害人的角色搶佔道德高地。
「政治正確」的厭倦反彈
可惜當我們想在教會裡公開地探討兩性不平等的問題時，卻容易被別人抹黑為「政治正確」；揭露歧視的不公義，就會被指摘是沒有愛心包容；「女性主義者」這標籤本身已經成為一個沉重的包袱。類似的寒蟬效應極不利於弱勢的一方去表達自己的立場，所以我們要特別警惕這些手段。但這股反對「反政治不正確」的西風是環球形勢使然，恐怕早晚是要吹來的，它是由於一種對女權以及其他平權解放運動的曠日持久所產生的厭倦反彈情緒（backlash）。無疑在很多反歧視的運動裡都會有矯枉過正或過猶不及的地方，尤其是當平等機會的訴求要通過法例或政策硬性地去落實，往往會造成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不公平後果。
類似的實例即使在平等機會相對落後的香港也俯拾即是。但我們不應因此而輕易放棄爭取平等，或一刀切將所有反歧視的訴求都視為誇張失實，甚至認為反歧視的措施必定會一發不可收拾。反而我們應更嚴肅地考慮歧視情況的深度和闊度，與反歧視的手段是否成比例（proportional）。
我們得承認無論任由歧視和不平等情況持續，抑或採取方法試圖去消滅它，皆有其社會代價。如何去平衡小數人和多數人的利益，又不失公義，只能依賴一個民主法治的體制和成熟的公民社會去一步一步釐清。
綜觀上述這些不盡理想的情況，可見本地信徒在探討兩性問題時，仍未能得益於較趨成熟的後女性主義對前期女性主義的內部批判，當中最重要的反省就是認識到男女不平等的狀況是一個雙輸的局面，女性並非唯一的受害者。女性主義所採取的「鬥爭」策略也不應是男女之間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正如存在主義大師沙特（Sartre）說過：「要解放受壓逼者，就要同時解放壓逼者」。解放不是一夜之間的革命，而是一個從下而上的過程，除了要針對兩性各自在其性別崗位上結構性的剝削和歧視，更重要的是個人的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的途程。
主內這麼近 卻又那麼遠
基督教的人觀、關於罪和恩典、人與上帝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復和等教義，本來對重構兩性角色可以起很積極的作用。尤其是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弟兄姊妹之間本來可以超越夫妻、父女、母子、甚至男與女這些性別的限制，達到聖徒相通的理想。偏偏事實並非如此。
教會裡面兩性之間的權力關係很多時只不過是社會上普遍價值觀念的投影。當教會只著眼於維護社會的道德標準，希望它不致淪喪，便容易忘記應更根本地先去反思社會的道德價值是否需要信仰的批判。在討論兩性議題的時候，無論是在教會內外，即使所有參與的人都懷著良好意願，都會因著各方的立場、視野、利益、處境的分歧、權力的不平衡、先存的盲點和偏見等，形成一個扭曲了的言說空間。哈巴馬斯（Habermas）的「理想語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故之然遙不可及，其實也並非溝通的必要條件。兩性之間的溝通困難，可能更接近於分析哲學家大衛遜（Donald Davidson）所謂「極端詮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境況。
「極端詮釋」其實是闡明語言的本質的一個哲學比喻：當一個田野人類學家到達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她必須要從頭開始（start from scratch）去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風俗，而且她要假定她和當地人都屬於同一個世界（in the same physical world），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和她大致相約，否則她的詮釋工作無從開展。大衛遜的理論是，即使是同文同族的人，他們利用活生生的語言去溝通的時候，跟這位人類學家沒有根本上的分別！
別斷言無法溝通
很多時當面對溝通的障礙，我們都會沮喪地問自己：究竟對方是否在說人話（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為甚麼她的話聽起來不知所謂（does not make sense）？對方是故意蠻不講理，還是沒有講道理的能力？抑或她和我根本是屬於不同的世界？「極端詮釋」這個比喻的教訓是：能夠就上面這些疑惑作出是或否的答案以先，我們必須已經要在彼此的溝通上取得一定的成果。當我們認為別人說的都是廢話（nonsensical），即表示承認我們不明瞭對方的意思，然則我們又怎能判定我們聽不懂的話語是沒有意義（meaningless）的呢？如果是，則一切誇大「男女大不同」的論述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無論男女如何不同，也不會像生活在兩個隔絕的世界，否則接觸（reaching out）成為絕對地不可能，我們就根本無證據得出如此極端的結論。
換言之，大衛遜的建議是：克服溝通障礙的唯一方法就是繼續堅持溝通！沒有足夠的了解和諒解，就沒有資格輕率地去論斷別人是錯，或者先驗地以為與之溝通註定失敗。
為討論兩性問題建構兼容和包容（inclusive）的空間，教會可說責無旁貸。女性主義的理論未必一定幫得上忙，我們也不應將之視為真理，但我們不能無視女性主義關注的議題，不但要講，還要公開地、不斷地與弟兄姊妹們一起去講。
女性在教會事奉崗位的問題（例如女性按牧）可能可以暫時放下不表。婦解神學的釋經方法對某些信徒來說可能過於前衛。但牧者對會眾有不可推卸的牧養責任，弟兄姊妹之間有關顧主內的責任，教會能逃避得了婚前性行為、未婚懷孕、婚外情、離婚、單親家庭這些牽涉兩性（尤其是關係到女性）的常見的家庭問題嗎？
（標題及分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寫在三八婦女節前：女性主義的神學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