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崇基基督教文化节已于三月十五日举行开幕礼。文化节首个公开讲座「桃源乐土──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重建」亦于同日假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行，约有一百人出席。
何崇谦：最美境界是与上帝一起
「桃源乐土──在地有若在天就是最美的感受，而最美的境界就是与上帝在一起。」何崇谦博士在主讲第二届崇基基督教文化节首天公开讲演时指出。他探讨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重建，从而提出了三一论，即圣父、圣子、圣灵与创作和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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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崇谦(左一)、余杰(右一) |
至于中国艺术的发展，何博士又指出如从南宋至清代，可以看到四个发展方向，第一是安身立命，模仿古代，修身养性和借物立福，以致生活得以顺利；第二借古代代表个人风格，在找寻中发现自己和表达自己；第三是发现西方艺术当中有民主，便成为必然学习的目标，于是有革新派，岭南派的出现，重视对人体坦白；第四就是后现代艺术，亦是影响着以后中国艺术的方向，他们认为凡有中国意味的都属于旧的东西，都要屏弃掉，又推崇虚无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系，行为艺术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家找到了立足之地，所用的材料非常广泛，没有限制，观念上打破了传统道德的框框，成了没有规範，任由你做什么也可以。
然而何博士正正要指出，现代中国艺术作品和美学，隐藏了很大的危险：第一就是邪教色彩，特别是行为艺术，玄奥鬼秘而具自残性、自虐性，什至自杀；第二，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必然带来艺术文明；认为国力强大，艺术就会大放异彩，倚靠财力和传媒之势便可令艺术达致成功。第三是对「新」的崇拜，「新」就是凡中国所没有的（以为没有），我喜欢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极端高举自由，个人创作，什至到了无需技艺与内容可言的地步。第四，极端将生活与艺术分界消解；认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好像无「圣俗」之分，美其名为打破传统艺术的框框，实在泛滥至艺术化任何一件东西和活动；将并非属于艺术的东西视为艺术，如现成物、行为、概念等。第五，作品的主要受众都是西方所谓当代艺术的标准，在迎合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创作，违反了艺术最宝贵的精神──真诚。
「要体验什么是创作精神，就要认识我们的创造者，即是三一论的圣父，他是伟大的建筑师、音乐家、色彩运用得极丰富的画家，这种种都在他创造的大自然里反映出来。」何博士指出，艺术工作者应该是Created co-creator，在圣父创造的恩泽中，谦卑地与圣父并驾齐创作。创作者亦必须备有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经历，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成为Redeemed co-redeemer，在圣子拯救的恩典下，谦卑地与圣子并驾齐拯救，以艺术去拯救这个世界，用地道的「道成肉身」的方法，一种回应的文化：艺术作品也可以跟随耶稣的脚踪。至于圣灵，赐下不同的恩赐予教会不同的人，艺术家可以成为Inspired Co-inspirer-在圣灵启迪的推动下，谦卑与圣灵并驾齐启发。
何博士说：「如果没有经历上帝的创造，是不能明白真爱如何达至美善，艺术家可将如何经历三一真神的爱，透过其作品告诉世界，以基督教艺术去抗衡当代艺术，忠于上帝的爱，以多元化的方法去启发人的心。」
余杰：中国缺少爱和关心
与会的另一位讲员是大陆作家余杰尖锐地提出了今日中国缺少爱和关心的问题，基督教信仰的爱就是能重建中国道德和精神文明。
「中国经历了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之后大多数都变成了沉默的群众，社会道德伦理全面堕落，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假货，什至有毒的食品，人们都充满着怨愤。」余杰慨叹手机打字竟成为中文的表达方式，他指出，大陆最近在手机短讯上流行的句子就是人物角色身分的对掉，因为他们所作的工作都互相对掉了：教授推销生意，商人教导人；医生变杀手，杀手变医生；明星暴露变妓女，妓女打扮一番也变明星；警察变犯人，犯人变警察；流言成为新闻，新闻只报道流言等等，「中国正受着这些社会现象所影响，民族主义成为官方最后一张愚民的王牌。」
余杰举了两个杀人事件为例子：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为着不相同的负面经历，都走上用刀杀人的事件，结果是对自己的性命划上句号，走投无路或是因爱成恨，以生命去捍卫权力或是妒火中烧，都显露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就是从报章上一些评论竟有九成以上认为对抗被施压而杀人的行为是对的，杀人者被看为英雄！「这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息，一种社会病态的心理，个人欲望泛滥下想做什么便做什么的心态。」
余杰认为中国缺少了爱和信仰，充满了邪恶和罪恶，亦缺少了德兰修女的精神，这也正如德兰修女曾于八五及九三年访问中国，竟然没有传媒报道，就是极大的讽刺。「中国人是否需要爱呢？基督徒们就只单单沉醉在自己的信仰中或自我对神的敬拜，有否关心、怜悯其他人呢？」余杰认为基督教的爱正好可以重建中国的道德伦理，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岗位上以基督的人为心，彰显基督徒的能力以神的爱去拯救受伤的同胞。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6.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