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已於三月十五日舉行開幕禮。文化節首個公開講座「桃源樂土──基督宗教倫理與當代中國社會精神文明重建」亦於同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約有一百人出席。
何崇謙：最美境界是與上帝一起
「桃源樂土──在地有若在天就是最美的感受，而最美的境界就是與上帝在一起。」何崇謙博士在主講第二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首天公開講演時指出。他探討基督宗教倫理與當代中國社會精神文明重建，從而提出了三一論，即聖父、聖子、聖靈與創作和藝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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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崇謙(左一)、余杰(右一) |
至於中國藝術的發展，何博士又指出如從南宋至清代，可以看到四個發展方向，第一是安身立命，模仿古代，修身養性和借物立福，以致生活得以順利；第二借古代代表個人風格，在找尋中發現自己和表達自己；第三是發現西方藝術當中有民主，便成為必然學習的目標，於是有革新派，嶺南派的出現，重視對人體坦白；第四就是後現代藝術，亦是影響著以後中國藝術的方向，他們認為凡有中國意味的都屬於舊的東西，都要屏棄掉，又推崇虛無主義，認為人與人之間沒有關係，行為藝術應運而生。與此同時，中國藝術家找到了立足之地，所用的材料非常廣泛，沒有限制，觀念上打破了傳統道德的框框，成了沒有規範，任由你做甚麼也可以。
然而何博士正正要指出，現代中國藝術作品和美學，隱藏了很大的危險：第一就是邪教色彩，特別是行為藝術，玄奧鬼祕而具自殘性、自虐性，甚至自殺；第二，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必然帶來藝術文明；認為國力強大，藝術就會大放異彩，倚靠財力和傳媒之勢便可令藝術達致成功。第三是對「新」的崇拜，「新」就是凡中國所沒有的（以為沒有），我喜歡創作甚麼就創作甚麼，極端高舉自由，個人創作，甚至到了無需技藝與內容可言的地步。第四，極端將生活與藝術分界消解；認為每個人都是藝術家，好像無「聖俗」之分，美其名為打破傳統藝術的框框，實在泛濫至藝術化任何一件東西和活動；將並非屬於藝術的東西視為藝術，如現成物、行為、概念等。第五，作品的主要受眾都是西方所謂當代藝術的標準，在迎合國際市場的壓力下創作，違反了藝術最寶貴的精神──真誠。
「要體驗甚麼是創作精神，就要認識我們的創造者，即是三一論的聖父，祂是偉大的建築師、音樂家、色彩運用得極豐富的畫家，這種種都在祂創造的大自然裡反映出來。」何博士指出，藝術工作者應該是Created co-creator，在聖父創造的恩澤中，謙卑地與聖父並駕齊創作。創作者亦必須備有主耶穌「道成肉身」的經歷，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成為Redeemed co-redeemer，在聖子拯救的恩典下，謙卑地與聖子並駕齊拯救，以藝術去拯救這個世界，用地道的「道成肉身」的方法，一種回應的文化：藝術作品也可以跟隨耶穌的腳蹤。至於聖靈，賜下不同的恩賜予教會不同的人，藝術家可以成為Inspired Co-inspirer-在聖靈啟迪的推動下，謙卑與聖靈並駕齊啟發。
何博士說：「如果沒有經歷上帝的創造，是不能明白真愛如何達至美善，藝術家可將如何經歷三一真神的愛，透過其作品告訴世界，以基督教藝術去抗衡當代藝術，忠於上帝的愛，以多元化的方法去啟發人的心。」
余杰：中國缺少愛和關心
與會的另一位講員是大陸作家余杰尖銳地提出了今日中國缺少愛和關心的問題，基督教信仰的愛就是能重建中國道德和精神文明。
「中國經歷了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之後大多數都變成了沉默的群眾，社會道德倫理全面墮落，社會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假貨，甚至有毒的食品，人們都充滿著怨憤。」余杰慨歎手機打字竟成為中文的表達方式，他指出，大陸最近在手機短訊上流行的句子就是人物角色身分的對掉，因為他們所作的工作都互相對掉了：教授推銷生意，商人教導人；醫生變殺手，殺手變醫生；明星暴露變妓女，妓女打扮一番也變明星；警察變犯人，犯人變警察；流言成為新聞，新聞只報道流言等等，「中國正受著這些社會現象所影響，民族主義成為官方最後一張愚民的王牌。」
余杰舉了兩個殺人事件為例子：兩個不同背景的人，為著不相同的負面經歷，都走上用刀殺人的事件，結果是對自己的性命劃上句號，走投無路或是因愛成恨，以生命去捍衛權力或是妒火中燒，都顯露出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更嚴重的就是從報章上一些評論竟有九成以上認為對抗被施壓而殺人的行為是對的，殺人者被看為英雄！「這釋放了一個危險的信息，一種社會病態的心理，個人慾望泛濫下想做甚麼便做甚麼的心態。」
余杰認為中國缺少了愛和信仰，充滿了邪惡和罪惡，亦缺少了德蘭修女的精神，這也正如德蘭修女曾於八五及九三年訪問中國，竟然沒有傳媒報道，就是極大的諷刺。「中國人是否需要愛呢？基督徒們就只單單沉醉在自己的信仰中或自我對神的敬拜，有否關心、憐憫其他人呢？」余杰認為基督教的愛正好可以重建中國的道德倫理，而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在崗位上以基督的人為心，彰顯基督徒的能力以神的愛去拯救受傷的同胞。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6.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