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这名字，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而言，大抵不会陌生。他被誉为六四后成长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他却自称为「天安门之子」，在在说明「六四」在某些青年一代心中所留下的烙印。
一九七三年十月，余杰生于四川成都平原蒲江县，一九九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获文学硕士。一九九三年开始，余秉承其崇尚自由精神及独立人格的理想，创作了近百万字的文化评论及思想随笔，编选成四本没有公开的小册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1。一九九八年，部分作品结集为《火与冰》出版，对北大现状及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作出尖锐批判。《火与冰》在两年间印行百万册，被视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评立场回归的标志之一。
在《铁屋中呐喊》（一九九八）中，余杰把北大以至中国社会视为一间「铁屋子」，而他的创作，就是在不自由中为自由而呐喊。「我是不是能够撬动铁屋子里的一块砖头，使得窗户变得稍微大一点呢？」2余杰形容自己这个时期的创作是「青春的激情和孩子般的单纯」及「天然的直觉和对真理的渴求」的流露3。后来，他在《说，还是不说》（一九九九）、《想飞的翅膀》（二○○○）等作品中，进一步重申自己对「言说的自由」的追求。他认为中国缺少的，就是「真实地表达自我和自我对世界的认识的人」，他把这看成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而他要表达和捍卫的就是「常识」，因为邪恶的泛滥与盛行，根源于信息被垄断和人们普遍对表达的恐惧4。
余杰的写作，与其是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出于更深层的文化危机。他在自选集《文明的创痛》的自序中说：「这些文字是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青年的最真切的感受与外化，这些文字所集中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明为什么是一种伤痕纍纍的文明？它何以受伤，又如何进行疗治？」5
二○○○年以后，余杰的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创作出开始注入了「爱」的元素。《老鼠爱大米》（二○○一）及《爱与痛的边缘》（二○○一）两书，都不若而同地有一个「爱」字，说明了他对「爱」的发现与觉醒6。毋庸讳言，余杰开始把基督教视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他尝言：「在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该用什么来作为自己的『指南针』呢？」7据余杰对笔者透露，他在一九九九年间与摩罗、孔庆东等合作编写《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时，针对中学语文教育的「泛政治化」现状，提出改革的建议。期间，有人建议可把圣经列入读本範围内，引起了余杰对基督教的兴趣，并因此喜爱上阅读圣经。同时，他跟任不寐、摩罗等追求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间，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对余杰等人而言，基督教成为他们解释中国社会以至文明整体问题的参照，也顺理成章地视基督教为解决有关危机的出路。得指出，这种把基督教视为中国出路的理解，早于八十年代间，已是中国大陆知识界「文化热」的其中一个支流。早年也曾对基督教有所欣赏的刘晓波，对余杰转向基督教的精神资源表达忧虑，认为这种对超越价值的敬畏和勇于承担的良知，必须践行才有真正的道义力量。「如果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也好，信仰也罢，既不是道义，更遑论力量」8。
其实，基督教信仰不仅被余杰理解为中国文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或超越价值，同时也是个人信仰的核心所在。他不仅是从言说的角度来处理信仰，也将之视之为个人生命与生活的指导与规範。用他的说法，这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身体力行的精神价值，他特别引用圣经「活出基督」来说明这个意思。其中，「爱」成为余杰再三强调的价值：「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爱的能力、爱的勇气、爱的信心」。他深信「爱诞生于信仰，圣经中将『信』、『望』、『爱』并提，没有『信』也就没有『爱』」9。在《香草山》（二○○二）及《压伤的芦苇》（二○○二）中，充分反映出余杰把「爱」提升至生命与写作的核心及本质。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文字，「感受爱，接近爱，传达爱，分享爱──爱既蕴含在温柔与宽容之中，也隐藏在尖锐与锋利背后」。「爱」成为余杰生活与写作的理由10。从个人生命主体来追求神圣之爱的经历，驱使余作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二○○三年圣诞，他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余在成为基督徒后，「爱」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的评论之中。他认为新着《天安门之子》的评论与两年前结集的《拒绝谎言》（二○○三）相比，不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大的分别，相信就是「爱」。在自序中，余杰指出自己因为撰写政论，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什至于二○○四年十二月被警察无理拘留。但他指出，在审问期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笔者按：即审问他的警察）的罪行，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他又说：「我将努力去掉自己心灵深处的愤怒和怨毒，而填进仁爱与宽恕。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你们确实是我的幸福。……惟有上帝才能赐予我们力量、耐心、宽恕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包括你们在内）的能力。我，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自己已经经历的一切，承担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盼望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11。
余杰不以福音为耻，在他的着述中毫不隐藏基督信仰对他的影响。同时，他也关注国内宗教自由的情况，据理力争。二○○五年七月，北京家庭教会蔡卓华牧师被捕，他与另一位基督徒作家北村联合以「基督徒、中国公民」的身分发表公开信──〈没有传播圣经的权利，便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二○○六年一月，他与北村参与聚会的北京方舟教会先后两次受到警察干扰，他又撰写了〈为信仰自由而战〉的文章，详述事件的经过。
如何让基督信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让神州大地成为真正的蒙恩的「神州」，是余杰内心最大的祈愿。他相信，基督徒必须站在时代的中心，在尘世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12。这既是他的立志，也是其实践信仰的方向。
- 余杰：〈为抽屉而写作（代跋）〉，氏着：《铁屋中呐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二○○四修订本），页248。
- 余杰：〈铁屋子与窗户〉，《铁屋中呐喊》，页iv至v。
- 余杰：〈压伤的芦苇（代序）〉，氏着：《压伤的芦苇》（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页25。
- 余杰：〈自由的言说（代序）〉，氏着：《说，还是不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九），页2至3。另余杰：〈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氏着：《想飞的翅膀》（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二○○○），页9至18。
- 余杰：〈面对创伤──自序〉，氏着：《文明的创痛──余杰自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页3。
- 余杰：〈压伤的芦苇（代序）〉，页25。
- 余杰：〈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铁屋中呐喊》，页119。
- 刘晓波：〈序──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谎言〉，余杰：《拒绝谎言》（香港：开放出版社，二○○三），页8至9。
- 余杰：〈求索爱的光芒──答康志刚问（代跋）〉，氏着：《铁磨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二○○三），页250至253。
- 余杰：〈压伤的芦苇（代序）〉，页25至26。
- 余杰：〈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自序）〉，氏着：《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杂志社，二○○五），页15，17至18。
- 余杰：〈中国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乡村教会弟兄的一封信〉，《方舟》（电子版），第1期（二○○六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