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這名字，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而言，大抵不會陌生。他被譽為六四後成長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而他卻自稱為「天安門之子」，在在說明「六四」在某些青年一代心中所留下的烙印。
一九七三年十月，余杰生於四川成都平原蒲江縣，一九九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二○○○年獲文學碩士。一九九三年開始，余秉承其崇尚自由精神及獨立人格的理想，創作了近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及思想隨筆，編選成四本沒有公開的小冊子：《行者手記》、《明天》、《遠方》、《思人》1。一九九八年，部分作品結集為《火與冰》出版，對北大現狀及中國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作出尖銳批判。《火與冰》在兩年間印行百萬冊，被視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批評立場回歸的標誌之一。
在《鐵屋中吶喊》（一九九八）中，余杰把北大以至中國社會視為一間「鐵屋子」，而他的創作，就是在不自由中為自由而吶喊。「我是不是能夠撬動鐵屋子裡的一塊磚頭，使得窗戶變得稍微大一點呢？」2余杰形容自己這個時期的創作是「青春的激情和孩子般的單純」及「天然的直覺和對真理的渴求」的流露3。後來，他在《說，還是不說》（一九九九）、《想飛的翅膀》（二○○○）等作品中，進一步重申自己對「言說的自由」的追求。他認為中國缺少的，就是「真實地表達自我和自我對世界的認識的人」，他把這看成為「自己畢生的事業」。而他要表達和捍衛的就是「常識」，因為邪惡的泛濫與盛行，根源於信息被壟斷和人們普遍對表達的恐懼4。
余杰的寫作，與其是表達他對現實的不滿，倒不如說是出於更深層的文化危機。他在自選集《文明的創痛》的自序中說：「這些文字是一個心靈受到傷害的青年的最真切的感受與外化，這些文字所集中探討的問題是：我們的文明為甚麼是一種傷痕纍纍的文明？它何以受傷，又如何進行療治？」5
二○○○年以後，余杰的寫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他在創作出開始注入了「愛」的元素。《老鼠愛大米》（二○○一）及《愛與痛的邊緣》（二○○一）兩書，都不若而同地有一個「愛」字，說明了他對「愛」的發現與覺醒6。毋庸諱言，余杰開始把基督教視為其創作的一個重要的精神資源。他嘗言：「在沒有基督教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該用甚麼來作為自己的『指南針』呢？」7據余杰對筆者透露，他在一九九九年間與摩羅、孔慶東等合作編寫《審視中學語文教育》時，針對中學語文教育的「泛政治化」現狀，提出改革的建議。期間，有人建議可把聖經列入讀本範圍內，引起了余杰對基督教的興趣，並因此喜愛上閱讀聖經。同時，他跟任不寐、摩羅等追求宗教信仰的知識分子間，也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對余杰等人而言，基督教成為他們解釋中國社會以至文明整體問題的參照，也順理成章地視基督教為解決有關危機的出路。得指出，這種把基督教視為中國出路的理解，早於八十年代間，已是中國大陸知識界「文化熱」的其中一個支流。早年也曾對基督教有所欣賞的劉曉波，對余杰轉向基督教的精神資源表達憂慮，認為這種對超越價值的敬畏和勇於承擔的良知，必須踐行才有真正的道義力量。「如果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也好，信仰也罷，既不是道義，更遑論力量」8。
其實，基督教信仰不僅被余杰理解為中國文化所需要的精神資源或超越價值，同時也是個人信仰的核心所在。他不僅是從言說的角度來處理信仰，也將之視之為個人生命與生活的指導與規範。用他的說法，這是「作為生命個體的精神資源」，也就是身體力行的精神價值，他特別引用聖經「活出基督」來說明這個意思。其中，「愛」成為余杰再三強調的價值：「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失去了愛的能力、愛的勇氣、愛的信心」。他深信「愛誕生於信仰，聖經中將『信』、『望』、『愛』並提，沒有『信』也就沒有『愛』」9。在《香草山》（二○○二）及《壓傷的蘆葦》（二○○二）中，充分反映出余杰把「愛」提升至生命與寫作的核心及本質。他決定通過自己的文字，「感受愛，接近愛，傳達愛，分享愛──愛既蘊含在溫柔與寬容之中，也隱藏在尖銳與鋒利背後」。「愛」成為余杰生活與寫作的理由10。從個人生命主體來追求神聖之愛的經歷，驅使余作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擇──二○○三年聖誕，他正式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
余在成為基督徒後，「愛」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的評論之中。他認為新著《天安門之子》的評論與兩年前結集的《拒絕謊言》（二○○三）相比，不論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其中最大的分別，相信就是「愛」。在自序中，余杰指出自己因為撰寫政論，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甚至於二○○四年十二月被警察無理拘留。但他指出，在審問期間，「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禱告，求神賜予我智慧和勇氣，也求神赦免你們（筆者按：即審問他的警察）的罪行，因為你們所做的一切，你們都不知道」。他又說：「我將努力去掉自己心靈深處的憤怒和怨毒，而填進仁愛與寬恕。南非黑人大主教圖圖說過，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寬恕你們確實是我的幸福。……惟有上帝才能賜予我們力量、耐心、寬恕和愛那些『不可愛的人』（包括你們在內）的能力。我，願意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感激自己已經經歷的一切，承擔自己正在經歷的一切，盼望自己即將經歷的一切」11。
余杰不以福音為恥，在他的著述中毫不隱藏基督信仰對他的影響。同時，他也關注國內宗教自由的情況，據理力爭。二○○五年七月，北京家庭教會蔡卓華牧師被捕，他與另一位基督徒作家北村聯合以「基督徒、中國公民」的身分發表公開信──〈沒有傳播聖經的權利，便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二○○六年一月，他與北村參與聚會的北京方舟教會先後兩次受到警察干擾，他又撰寫了〈為信仰自由而戰〉的文章，詳述事件的經過。
如何讓基督信仰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讓神州大地成為真正的蒙恩的「神州」，是余杰內心最大的祈願。他相信，基督徒必須站在時代的中心，在塵世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12。這既是他的立志，也是其實踐信仰的方向。
- 余杰：〈為抽屜而寫作（代跋）〉，氏著：《鐵屋中吶喊》（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二○○四修訂本），頁248。
- 余杰：〈鐵屋子與窗戶〉，《鐵屋中吶喊》，頁iv至v。
- 余杰：〈壓傷的蘆葦（代序）〉，氏著：《壓傷的蘆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二○○二），頁25。
- 余杰：〈自由的言說（代序）〉，氏著：《說，還是不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九），頁2至3。另余杰：〈自序──尋覓表達的可能性〉，氏著：《想飛的翅膀》（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二○○○），頁9至18。
- 余杰：〈面對創傷──自序〉，氏著：《文明的創痛──余杰自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頁3。
- 余杰：〈壓傷的蘆葦（代序）〉，頁25。
- 余杰：〈知識分子：終結或再生〉，《鐵屋中吶喊》，頁119。
- 劉曉波：〈序──在日常生活中拒絕謊言〉，余杰：《拒絕謊言》（香港：開放出版社，二○○三），頁8至9。
- 余杰：〈求索愛的光芒──答康志剛問（代跋）〉，氏著：《鐵磨鐵》（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二○○三），頁250至253。
- 余杰：〈壓傷的蘆葦（代序）〉，頁25至26。
- 余杰：〈致「警察讀者」的公開信（自序）〉，氏著：《天安門之子》（香港：開放雜誌社，二○○五），頁15，17至18。
- 余杰：〈中國鄉村教會如何由隱匿走向開放？──給鄉村教會弟兄的一封信〉，《方舟》（電子版），第1期（二○○六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