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二二八事件五十九周年之际，各界相关新旧论述及政治传媒均再度争相出炉，而其中真相追求与责任追究的课题也会牵动许多人的心律神经。
犹记得自一九八六年起，我开始接触到有关二二八的议题，先后参加过二二八点灯游行、追思礼拜等活动，稍微知晓了一些被长期掩盖、不能谈论，关乎二二八的惨剧，发现自己实在无法把头撇过去，于是全力投入二二八的关怀行动，先在一九九零年假台北怀恩堂举办「二二八平安礼拜」，又于一九九二年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二二八纪念音乐会」。之后曾与数十位二二八家属一同应邀会晤时任行政院长郝柏村将军，当时郝院长先要大家自我介绍，每个在场家属都说出自己的名字及与二二八受难者的亲属关系；轮到我时，我没有与二二八受难者的亲属关系，就只简单的说我是「基督徒苏某某」。然而，事实上这就是我二十年来参与所有公共事务的身分、起点及自我认知与设限。
基于求学过程中修得的治学、处事方法，让我在许多社会议题上，多尝试从结构性的制度面予以诊断，并提出处方且努力加以落实。但在面对二二八这巨大的历史性集体伤痛时，却在震撼之馀改采以同理心去体会受害者的心情、设身处地了解其需要及并尽己之力无私地为其服务──因为深知所有过程中只有发挥最大的耐心，才有可能让受害者「允许」我向其暗夜饮泣之处所靠近一小步。
若非上帝特别的恩宠，我绝不敢奢望集毕生的努力就能换得受难家属的一丝「接纳」，所有的道德劝说皆应于来到受害者的心门之外即被放下，这应是关心二二八事件等悲剧的关怀者不可或缺的自我认识。需知要关心这样的课题，就是将脚踏到受难家属上下两三代人家、数十口亲人、两万多个无情日夜的苦情与血地上，这不只是六十年前的一条人命而已，也是所有家属的整个人生、前途事业什至婚姻嫁娶的连续梦魇，断没有容五、六十年后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关怀者（或闯入者）可以「轻巧」地对受难家属多置一喙的空间。
走笔至此，不禁忆及一九九一年时曾与三位牧者同赴花莲凤林探视一位二二八受难家属──年届退休的叶老师；虽事前联络过，叶老师沉默地开门，请我们坐下、用茶后，随即回后房许久未出，数十分钟后似有饮泣之声传来，连善于劝慰的老牧师在客厅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红着眼眶的叶老师出来了一下，还来不及说话又忍不住退回后房，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此行虽是出于善意，却触翻了家属尘封多年的巨痛，真是愧觉自己太无知而轻率地打扰了。次年在家属李阿姨的邀约下到家里同餐，惟一的食物是碗咸粥，那就是当年午间他们的父亲被便衣宪兵带走问话时，吃了一半说要回来再吃的，每年那天，老妈妈就带着全家人一起吃咸粥来纪念父亲，这真是教我这个未真经历过二二八伤痛的「外人」百感交集的一餐。
耶稣来到世间，为弱者伸冤，与苦者同泣。耶稣不是道德导师，专事道德劝说；也不是文士，专事着书立说研经考据；更不是先圣先贤，仅供后人景仰谈论。若基督徒还相信所信的耶稣至今仍然与我们一同活着，在面对苦难与伤痛的人时，且让我们以生命来证道，而不是以讲道专家自期；让我们以生命的真诚交流来彼此激励，而不是以教会门墙为界自比清流；若真能如此，受伤的灵魂方能真得抚慰，天国才可能离我们不远。
（寄自台北）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8.2.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