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二二八事件五十九週年之際，各界相關新舊論述及政治傳媒均再度爭相出爐，而其中真相追求與責任追究的課題也會牽動許多人的心律神經。
猶記得自一九八六年起，我開始接觸到有關二二八的議題，先後參加過二二八點燈遊行、追思禮拜等活動，稍微知曉了一些被長期掩蓋、不能談論，關乎二二八的慘劇，發現自己實在無法把頭撇過去，於是全力投入二二八的關懷行動，先在一九九零年假台北懷恩堂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又於一九九二年在國家音樂廳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之後曾與數十位二二八家屬一同應邀會晤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將軍，當時郝院長先要大家自我介紹，每個在場家屬都說出自己的名字及與二二八受難者的親屬關係；輪到我時，我沒有與二二八受難者的親屬關係，就只簡單的說我是「基督徒蘇某某」。然而，事實上這就是我二十年來參與所有公共事務的身分、起點及自我認知與設限。
基於求學過程中修得的治學、處事方法，讓我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多嘗試從結構性的制度面予以診斷，並提出處方且努力加以落實。但在面對二二八這巨大的歷史性集體傷痛時，卻在震撼之餘改採以同理心去體會受害者的心情、設身處地了解其需要及並盡己之力無私地為其服務──因為深知所有過程中只有發揮最大的耐心，才有可能讓受害者「允許」我向其暗夜飲泣之處所靠近一小步。
若非上帝特別的恩寵，我絕不敢奢望集畢生的努力就能換得受難家屬的一絲「接納」，所有的道德勸說皆應於來到受害者的心門之外即被放下，這應是關心二二八事件等悲劇的關懷者不可或缺的自我認識。需知要關心這樣的課題，就是將腳踏到受難家屬上下兩三代人家、數十口親人、兩萬多個無情日夜的苦情與血地上，這不只是六十年前的一條人命而已，也是所有家屬的整個人生、前途事業甚至婚姻嫁娶的連續夢魘，斷沒有容五、六十年後的任何一個基督徒關懷者（或闖入者）可以「輕巧」地對受難家屬多置一喙的空間。
走筆至此，不禁憶及一九九一年時曾與三位牧者同赴花蓮鳳林探視一位二二八受難家屬──年屆退休的葉老師；雖事前聯絡過，葉老師沉默地開門，請我們坐下、用茶後，隨即回後房許久未出，數十分鐘後似有飲泣之聲傳來，連善於勸慰的老牧師在客廳也不知如何是好；後來紅著眼眶的葉老師出來了一下，還來不及說話又忍不住退回後房，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此行雖是出於善意，卻觸翻了家屬塵封多年的巨痛，真是愧覺自己太無知而輕率地打擾了。次年在家屬李阿姨的邀約下到家裡同餐，惟一的食物是碗鹹粥，那就是當年午間他們的父親被便衣憲兵帶走問話時，吃了一半說要回來再吃的，每年那天，老媽媽就帶著全家人一起吃鹹粥來紀念父親，這真是教我這個未真經歷過二二八傷痛的「外人」百感交集的一餐。
耶穌來到世間，為弱者伸冤，與苦者同泣。耶穌不是道德導師，專事道德勸說；也不是文士，專事著書立說研經考據；更不是先聖先賢，僅供後人景仰談論。若基督徒還相信所信的耶穌至今仍然與我們一同活著，在面對苦難與傷痛的人時，且讓我們以生命來證道，而不是以講道專家自期；讓我們以生命的真誠交流來彼此激勵，而不是以教會門牆為界自比清流；若真能如此，受傷的靈魂方能真得撫慰，天國才可能離我們不遠。
（寄自台北）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8.2.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