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修例限制私人饲养家禽，由提出到刊宪到实施，过程迅速得令人吃惊，主流传媒也大都支持政府的「果断行动」，在媒体里浮现出来的讨论出奇地少，教会和信徒也不过关心一旦禽流感爆发如何保护自己。大概很多人都来不及反应，法例已经生效了。到新例正式执行之际，才暴露了很多根本未经深思的问题。
政府欲从源头防止禽流感爆发，原意可嘉，但整个行动从理念到执行以致社会主流的反应，都突显了几方面的「深层次矛盾」。
政治强势压制乡郊社群
最显而易见的，是坐在中环空调办公室的政府高层跟乡郊社群的矛盾。新例一出，首当其冲的是北区小规模散养家禽的村民，他们不少世代与鸡鸭鹅为伴，同一窦那十只八只家禽已经养了十多廿年，既是经济所系，更是感情所归。如今政府一声禁令，顿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含泪目送。
理论上，政府的修订条例并非「禁绝」私人饲养家禽，而是取消了「二十只以下无须领牌」。但它在实际行动上却高调宣扬「禁养」，又没有相应地推广和调整申领牌照的条件与手续，根本全无意图要帮助散养户改善卫生条件，只是要赶绝他们，实在过份取巧兼霸王。
早有传染病专家指出，散播禽流感的主要风险绝非在于那数量有限的私鸡。然而对于满天飞的野鸟季候鸟，当局明知道根本没可能处理；对于挤逼密集的街市活鸡和所谓「中央屠宰」，又碍于种种经济政治利益牵制，由九七年底讲到现在都还在讲。此刻却把矛头指向散养家禽，行动可以如此迅速，原因明显不过──皆因散养户缺乏组织，没有政治议价能力，容易欺负，政府才得以如此「果断」。到禁养私鸡之后才「赫然」发现卫生什差的大规模非法鸡场，认真讽刺。
城市文明压制大自然价值
这背后其实是更深一层的「城市主流价值」和「乡郊边缘价值」的矛盾。城市人用自己那一套困在玻璃幕墙内的视野，听不到鸟声虫鸣鸡啼鸭叫的观点，狂风暴雨不沾身的生活经验，压迫和排斥那跟自然万物互相依赖的生活方式，理直气壮地指他们落后，肮脏，高危。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东南亚各国人禽共处是禽流感容易扩散的主因。这明显又是以城市价值来审判农村生活，而且带有浓厚的种族与文化歧视色彩，因为在后园饲养动物禽鸟和喂饲野生动物，是在很多西方国家备受鼓励的普遍行为。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人禽共处，而是能否处理好个人和社区卫生，以及人的健康与抵抗力。这些当然又关乎地方的经济条件和跨国贫富差距的庞大问题，非本文所能讨论了。
这种城市价值，误以为把自己锁在石屎森林里，把禽鸟隔绝于外，加上先进的医疗科技，就可以百毒不侵绝对安全，却无视于这样把人与自然分隔，徒然令我们的身心跟自然界的变异脱节，无法适应自然环境的微妙变化。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抵抗力破坏了，令自己更容易受伤害。
人类唯我独尊压制众生
城市价值与大自然价值的冲突，反照出「人与自然」之间最深层的矛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忽略了人类和其他生物互相依赖而存活事实，更忘记了这世界是人类和众生共同享有的，只懂得利用上主的创造来满足自己欲望。于是，当自然界出现风吹草动，我们本能地先下手为强，赶尽杀绝，确保自身安全。
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不管他们有病没病，总之禽鸟是危险的，养禽鸟是更危险的，不跟政府合作的散养户就是漠视大众利益。当传媒常常报导这里那里又有死鸟，营造了全城的禽鸟恐惧，更给散养户造成舆论压力。社会上对他们唯一的怜悯，就只是要求政府赔偿经济损失。
然而当有人要亲手把养了十几年的鹅烹了，有人情愿把白鸽和鸡放走自寻去路，也不愿让政府把他们「人道」处理。那份木然无泪的伤痛，又岂止是经济损失？
也许，这个连基本的「爱护动物」都未懂得的社会，根本无法了解人跟动物的感情与感通，更觉得视动物为家庭成员简直匪夷所思。而香港及华人教会的主流，囿于「以人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神学思维，更少有谈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无视上帝完整的创造和救赎。
我们要打造一个怎样的社会？
自从九七年底禽流感之后，香港的幼稚园不能再养鸡鸭鹅小鸟；再来一个SARS，什么动物也不再养了，「自然角」没有了。这个恐慌的城市告诉小朋友：大自然是危险的，动物是我们的敌人，「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愈划愈深。
不经意之中，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对人对众生都没有悲悯心肠（compassion）的无情都市，在建立一套为求自保而把非我族类赶尽杀绝（exterminate the other）的社会价值。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信徒的群体有没有话可以说？
明天，我们还可以教小朋友唱《这是天父世界》吗？
（寄自苏格兰爱丁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