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修例限制私人飼養家禽，由提出到刊憲到實施，過程迅速得令人吃驚，主流傳媒也大都支持政府的「果斷行動」，在媒體裡浮現出來的討論出奇地少，教會和信徒也不過關心一旦禽流感爆發如何保護自己。大概很多人都來不及反應，法例已經生效了。到新例正式執行之際，才暴露了很多根本未經深思的問題。
政府欲從源頭防止禽流感爆發，原意可嘉，但整個行動從理念到執行以致社會主流的反應，都突顯了幾方面的「深層次矛盾」。
政治強勢壓制鄉郊社群
最顯而易見的，是坐在中環空調辦公室的政府高層跟鄉郊社群的矛盾。新例一出，首當其衝的是北區小規模散養家禽的村民，他們不少世代與雞鴨鵝為伴，同一竇那十隻八隻家禽已經養了十多廿年，既是經濟所繫，更是感情所歸。如今政府一聲禁令，頓然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含淚目送。
理論上，政府的修訂條例並非「禁絕」私人飼養家禽，而是取消了「二十隻以下無須領牌」。但它在實際行動上卻高調宣揚「禁養」，又沒有相應地推廣和調整申領牌照的條件與手續，根本全無意圖要幫助散養戶改善衛生條件，只是要趕絕他們，實在過份取巧兼霸王。
早有傳染病專家指出，散播禽流感的主要風險絕非在於那數量有限的私雞。然而對於滿天飛的野鳥季候鳥，當局明知道根本沒可能處理；對於擠逼密集的街市活雞和所謂「中央屠宰」，又礙於種種經濟政治利益牽制，由九七年底講到現在都還在講。此刻卻把矛頭指向散養家禽，行動可以如此迅速，原因明顯不過──皆因散養戶缺乏組織，沒有政治議價能力，容易欺負，政府才得以如此「果斷」。到禁養私雞之後才「赫然」發現衛生甚差的大規模非法雞場，認真諷刺。
城市文明壓制大自然價值
這背後其實是更深一層的「城市主流價值」和「鄉郊邊緣價值」的矛盾。城市人用自己那一套困在玻璃幕牆內的視野，聽不到鳥聲蟲鳴雞啼鴨叫的觀點，狂風暴雨不沾身的生活經驗，壓迫和排斥那跟自然萬物互相依賴的生活方式，理直氣壯地指他們落後，骯髒，高危。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說，東南亞各國人禽共處是禽流感容易擴散的主因。這明顯又是以城市價值來審判農村生活，而且帶有濃厚的種族與文化歧視色彩，因為在後園飼養動物禽鳥和餵飼野生動物，是在很多西方國家備受鼓勵的普遍行為。問題的核心根本不是人禽共處，而是能否處理好個人和社區衛生，以及人的健康與抵抗力。這些當然又關乎地方的經濟條件和跨國貧富差距的龐大問題，非本文所能討論了。
這種城市價值，誤以為把自己鎖在石屎森林裡，把禽鳥隔絕於外，加上先進的醫療科技，就可以百毒不侵絕對安全，卻無視於這樣把人與自然分隔，徒然令我們的身心跟自然界的變異脫節，無法適應自然環境的微妙變化。簡單來說，就是把我們與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抵抗力破壞了，令自己更容易受傷害。
人類唯我獨尊壓制眾生
城市價值與大自然價值的衝突，反照出「人與自然」之間最深層的矛盾。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忽略了人類和其他生物互相依賴而存活事實，更忘記了這世界是人類和眾生共同享有的，只懂得利用上主的創造來滿足自己慾望。於是，當自然界出現風吹草動，我們本能地先下手為強，趕盡殺絕，確保自身安全。
在這樣的價值觀之下，不管他們有病沒病，總之禽鳥是危險的，養禽鳥是更危險的，不跟政府合作的散養戶就是漠視大眾利益。當傳媒常常報導這裡那裡又有死鳥，營造了全城的禽鳥恐懼，更給散養戶造成輿論壓力。社會上對他們唯一的憐憫，就只是要求政府賠償經濟損失。
然而當有人要親手把養了十幾年的鵝烹了，有人情願把白鴿和雞放走自尋去路，也不願讓政府把他們「人道」處理。那份木然無淚的傷痛，又豈止是經濟損失？
也許，這個連基本的「愛護動物」都未懂得的社會，根本無法了解人跟動物的感情與感通，更覺得視動物為家庭成員簡直匪夷所思。而香港及華人教會的主流，囿於「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神學思維，更少有談論人與其他動物的關係，無視上帝完整的創造和救贖。
我們要打造一個怎樣的社會？
自從九七年底禽流感之後，香港的幼稚園不能再養雞鴨鵝小鳥；再來一個SARS，甚麼動物也不再養了，「自然角」沒有了。這個恐慌的城市告訴小朋友：大自然是危險的，動物是我們的敵人，「人與自然」的深層次矛盾愈划愈深。
不經意之中，我們正在建設一個對人對眾生都沒有悲憫心腸（compassion）的無情都市，在建立一套為求自保而把非我族類趕盡殺絕（exterminate the other）的社會價值。在這個悲慘的過程中，信徒的群體有沒有話可以說？
明天，我們還可以教小朋友唱《這是天父世界》嗎？
（寄自蘇格蘭愛丁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