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我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箝制，最近再度成为传媒报导的焦点，在本年的一月廿四日，《中国青年报》宣布停止出版其《冰点》周刊，¹为本该喜气洋洋的春节带来一片死寂的气氛。

根据报导，《冰点》敢言的作风，早已令政府感到不满。²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袁伟时教授在《冰点》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批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尊重史实，令中国的青少年「吃狼奶长大」。³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批评〈现〉文才是歪曲史实，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而借此令《冰点》停刊整顿。⁴

新闻自由备受压制，在我国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闻。我们或可将此事看为一个别事件，然后痛斥当局卑鄙无良，可是关注我国发展的朋友，却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冰点》事件这类悲剧，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神州大地上发生？是不是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令我国难以走出禁制言论的铁笼？

意识形态与传统中国

也许，这与我国看重意识形态的千年传统，不无关系。

如何令国民团结一致，乃是古今中外的领导人均要面对的治国难题。⁵在资讯及管理技术均不发达的古代，领导人会采用简接管治的方法减少需操控的人数，从而减轻管理的成本。⁶这难题却突显了我国文化早熟的一面：在秦代我国已经实行郡县制，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⁷

究竟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做到的呢？事实上，我国的统一在初期并不成功。秦历时十五年而亡，到了汉初部分偏远地区亦重新实行了封建制度。⁸汉朝在后来之所以可以再次行使中央集权，乃是意识形态的功劳。孔子奠基的儒家学说，强调从个人道德教化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手段。⁹他们透过将民间伦理理论化，¹⁰最终在汉武帝期间成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型态。¹¹这套意识形态的精要，在于「内圣外王」的理想，在于将政治与道德合而为一。君王被期望成为一有道德的圣王，从而令他可以作众人的师长及领袖。¹²而孔子所提出「正名」观念，在此发挥了作用：所谓「正名」乃是指人的义务与其地位不可分割，君主有君主的义务，臣民有臣民的义务。¹³

知识分子在这制度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与政权及权贵建立了共生关系。¹⁴他们不单是政府官员的来源，也教育及指导大众，提供人生价值的规範。¹⁵在某程度上，知识分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执行，亦是官民之间的桥梁，而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对臣民作道德领导，对社会事务只会作低度的参与。¹⁶

直到清代，县官仍然是我国政府最低层的官员。一位县官需要管近廿万人口¹⁷，在古代的标准看，这已是一个小国的规模。地区的基层管理，必需仰赖如保甲制度这类由居民自我约束的制度¹⁸。地区上的知识分子，即士绅阶级，成为了地方官与乡民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为了县官出谋献策，亦主导了地区的基础建设及慈善事业。¹⁹除此以外，他们亦设立私塾，一方面支持政府的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则以儒家思想教化乡民。²⁰而在距中源较远的华南地区，大型家族主导了地区的事务，亦担当了士绅承担的角色。²¹

简要而言，我国在近几千年来，在体制上仍然采用简接管治的方法。可是儒家思想这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加上知识分子的协调作用，令我国能够成为世界首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新中国与其国家意识形态

骤眼看来，上文所讨论的现象，早已被历史洪流所淹没。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儒家思想的地位，而新中国亦不再与地区士绅分享权力，而成为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全能主义国家。²²可是，实际上传统那种国家意识形态阴魂不散。我国仍然未能建立以制度及法律治国的合法型统治，²³仍旧采用仰赖领导人道德号召力及大众道德的魅力型统治。²⁴

在中国共产党仍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之际，已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本色化，令其受到儒家价值的影响。在战祸连年、缺乏学术资源的年代，实际需要令中共以培养道德品格的方式培育党员。²⁵刘少奇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阶级斗争不单要改造社会、也要改造个人，²⁶他引用了孔子及孟子的教导，利用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倡导共产主义的理想。²⁷刘氏将马列主义的知识，转化为道德理想的模範，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理论。²⁸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知识，是以坚定纯洁的道德理想成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必需。²⁹而这样，与道德自省相若的自我批判，成为了中共党员的必修科。儒家企盼从道德教化改变社会的「内圣外王」理想，在中共以新的面貌、新的语语重新展现。³⁰

在新中国于一九四九年成立后，这道德要求已不再只是共产党员的事，而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而知识分子则是这「新伦理运动」的主要目标。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可以为新政权利用的力量，³¹昔日君主如何靠士绅维系维持「道统」，今日中共也要知识分子捍卫马列毛的思想。这样，新中国便于五十年代开展了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当中又以知识为特别针对的对象，在这一连串的运动中，知识分子需要学习并接受马列毛的思想，要接受群众的批判，也要公开进行自我批判。要是在后来的总结报告中，发现其觉悟的程度不及水平，便需重新进行改造。³²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操控，在新中国的历史中并不罕见。类似的思想改造在后期的反右运动再次出现，³³对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亦十分深远。

新中国与传统中国社会，都是以国家意识形态治国的国度。纵然新中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其治国理想与儒家思想有天渊之别，可是它仍旧采纳了昔日的治国方式。新中国仍然相信「内圣外王」。认为道德的人可建造更美好的社会，只是道德的定义给改变了。新中国仍对「士绅」有所期望，期望知识分子能服膺于国家意识形态，并为政权而服务。新中国仍然相信，政治领袖也就是道德领袖，不同的，主要是新中国采用了较急进、高压的手段。

总结

我国政府对思想的控制，至今仍然未成为历史，在《冰点》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局对人的思想、价值观及意识型态未敢放松。纵然儒家道德、思想改造等均已不复当年之勇，可是其阴魂历久不散。我国政府未能开放言论自由、未能放松对新闻的管制，皆因它仍然寄望透过垄断正统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握权力。

我们应该指摘当局专权，可以指摘掌权者的腐败，可是，在价值的批判以外，笔者看到了结构性的问题。此等结构问题，更是令人忧心忡忡：我国仍然未能进行有效的合法性统治，仍然要操控意识形态以进行魅力型统治。

可是，魅力型的统治能帮助我国面对现代世界吗？魅力品质终有平凡化的一天，³⁴道德统治的魅力也是如此。政治要稳定，统治需要改为传统型式合法型，以解决其接班的问题。³⁵而在现代化的社会，后者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冰点》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当权者采用着古老的办法去回应现代的问题。可是对意识形态的操控，能在资讯发达的当代维持多久？对思想的箝制，能配合当代的知识型经济吗？³⁶我国必需改革法制，学习合法型的统治，让以国家意识型态治国的时代成为过去。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3.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