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日的《明报》论譠版刊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郑国汉的文章，名为〈宗教干政 影响深远〉。三天后，同版刊出由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香港民主发展网络成员李咏怡对郑文的强烈回应：「对郑教授不负责任的言论，深表遗憾」。综观郑文，笔者深感作者对香港的教会作了严重而失实的指控。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感触良多，尝试以一个基督信仰的观点作回应；就郑教授的质疑，作扼要的澄清，以正视听，从而消解其困惑。
牧者与学者
郑教授分享其心里两个疑问：「为什么独立思考的学者会听令于一位牧师？」「为什么朱牧师这么神通广大，能够网罗这批人才？」其后，他称朱耀明牧师才应是这场「所谓的『政教会议』」之「绑票的主角」﹝笔者理解为「主脑」﹞，而陈日君主教只是借出开会场地而已。看来，这些「独立思考的学者」和「青年才俊」皆是「朱牧师麾下的猛将」，实令郑教授大惑不解。笔者不禁推想郑教授言下之意：区区一个牧师，究竟有何德何能，可以令独立思考的学者们对他言听计从？坦白而言，在其字里行间，笔者感受到一种浓烈异常的味道，暂且称为「学者优越感」或「学者沙文主义」；简言之，郑教授基于某种原因而瞧不起朱牧师﹝或根本上瞧不起所有的牧者﹞。
何谓「学者」？一般而言，他／她们是指取得哲学博士或硕士学位，在专上院校任教或从事研究的人仕；事实上，很多牧者也有相等的学历。据笔者所知，所有的天主教主教皆拥有神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学位，很多牧者（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基督教牧师和传道）也曾接受相若的学术训练，亦在神学院授课和从事学术研究。故此，学者和上述牧者的学历背景与工作性质是相若。看来，郑教授不太了解陈主教和朱牧师的学历背景，才会流露其学者优越感或沙文主义。
笔者深信，郑教授文中所指的「独立思考的学者」和「青年才俊」都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因人废言。他们只是在争取民主的理念上与陈主教与朱牧师志同道合，而并非如郑教授所言，他／她们乃朱牧师「麾下的猛将」；也许，他／她们亦会否认「听令于一位牧师」，更不会同意自己被视为「一位牧师」的手下。这正是李咏怡教授的回应。所以，郑教授的说法，实在低估了那些学者们的智慧、学养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讽刺地，这又与其「学者优越感」大相迳庭。
从另一角度来看，郑教授的真情流露，体现了某些社会人士对牧者的看法﹝或偏见﹞，并牧者在社会所建立的型像。当然，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但社会上的一些观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牧者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问题。
正派与不正派的宗教领袖
郑教授谓「正派的宗教领袖跟政治都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盘踞在南方比较落后州郡的极端教派领袖才明目张胆干涉政治……」。换言之，不正派的宗教领袖是不能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篇幅关系，笔者不会在此讨论何谓「正派」和「适当的距离」，而只会以一位牧者的事迹作简单的说明。
相信郑教授必定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是对美国政治，什至全人类，影响深远的划时代事件，其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乃美国南方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牧师鼓吹为黑人争取与白人平等的民权，带领人民（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白人与有色人种）上街抗议政治的不公平和不公义，风潮席卷全国。若以郑教授的理解，马丁路德金牧师可算是「明目张胆干涉政治」，公然与政府对抗，他绝对不应该被视为「正派的宗教领袖」。
请问：这是否历史对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评价？郑教授在美国生活十七年，应该知道每年一月的第三个周一，乃全美为记念马丁路德金牧师诞辰的假期。
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
郑教授对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有高度评价。他认为「极端教派领袖主要还是依靠金钱、人力、关系等去影响选民的投票，还没有发展到要在美国国会进行绑票与总统对决的地步。」看来，郑教授好像不了解自列根统总以降，美国的政治实已被极端保守（基要派）的基督教势力所困绑。这等基要派基督教势力确实没有与共和党的总统对决，因为它与共和党挂勾，支持共和党的总统和政治人物，联手打撃民主党及其他反对势力。台湾着名政论家南方朔在《明报》和《亚洲周刊》对此有精辟的分析，笔者不作赘述。
郑教授认为「无论用什么国际标准，陈主教和朱牧师最近的政治活动已远远超出发表政见、平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了」，并苦口婆心的奉劝「广大的教众应该认真地深思，他们领袖是否走得太远、已到了必须回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在欧洲历史上教会与政治绞在一起的后果。」换言之，郑教授担心政教合一的问题出现。
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皆需考虑「处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政教关系亦不例外。简单而言，欧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可称为「康士坦丁教会」（the Constantinian church）的现象，它只会出现在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社会，如欧洲和美洲。香港和其他华人社会，儒释道是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只是一种边缘文化，根本没有适合的气候和土壤令后者发芽生根，更消说会出现这种欧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根据着名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的研究，历代以来，在儒家思想主导下，所有宗教在中国社会皆被边缘化；它们只有在不挑战儒家势力和不危及统治者的权力下才能生存，宗教只是统治者的工具（Yang, C. K.，1961，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事实上，香港的主流文化为儒释道，基督徒人口只是7%左右，怎可能出现政教合一的问题？宗教领袖凭什么可以绑票政治人物？教会凭什么可以干预政治？郑教授的话实在太抬举、太言重，亦叫教会太沉重。
总括而言，笔者相信陈主教与朱牧师只是尽基督徒和公民的责任关心社会，至于其作风和方法，就见仁见智，神定必鑑察和评价。教会从来没有意图和能力可以困绑选票。市民、学者认同宗教领袖的一些言论并不等同他／她们是追随者或手下。在香港的文化气候和土壤上，对教会干政或政教合一的担心实在有点杞人忧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7.12.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