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日的《明報》論譠版刊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鄭國漢的文章，名為〈宗教干政 影響深遠〉。三天後，同版刊出由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李詠怡對鄭文的強烈回應：「對鄭教授不負責任的言論，深表遺憾」。綜觀鄭文，筆者深感作者對香港的教會作了嚴重而失實的指控。身為教會的一份子，感觸良多，嘗試以一個基督信仰的觀點作回應；就鄭教授的質疑，作扼要的澄清，以正視聽，從而消解其困惑。
牧者與學者
鄭教授分享其心裡兩個疑問：「為甚麼獨立思考的學者會聽令於一位牧師？」「為甚麼朱牧師這麼神通廣大，能夠網羅這批人才？」其後，他稱朱耀明牧師才應是這場「所謂的『政教會議』」之「綁票的主角」﹝筆者理解為「主腦」﹞，而陳日君主教只是借出開會場地而已。看來，這些「獨立思考的學者」和「青年才俊」皆是「朱牧師麾下的猛將」，實令鄭教授大惑不解。筆者不禁推想鄭教授言下之意：區區一個牧師，究竟有何德何能，可以令獨立思考的學者們對他言聽計從？坦白而言，在其字裡行間，筆者感受到一種濃烈異常的味道，暫且稱為「學者優越感」或「學者沙文主義」；簡言之，鄭教授基於某種原因而瞧不起朱牧師﹝或根本上瞧不起所有的牧者﹞。
何謂「學者」？一般而言，他／她們是指取得哲學博士或碩士學位，在專上院校任教或從事研究的人仕；事實上，很多牧者也有相等的學歷。據筆者所知，所有的天主教主教皆擁有神學博士或哲學博士學位，很多牧者（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基督教牧師和傳道）也曾接受相若的學術訓練，亦在神學院授課和從事學術研究。故此，學者和上述牧者的學歷背景與工作性質是相若。看來，鄭教授不太了解陳主教和朱牧師的學歷背景，才會流露其學者優越感或沙文主義。
筆者深信，鄭教授文中所指的「獨立思考的學者」和「青年才俊」都是對事不對人，不會因人廢言。他們只是在爭取民主的理念上與陳主教與朱牧師志同道合，而並非如鄭教授所言，他／她們乃朱牧師「麾下的猛將」；也許，他／她們亦會否認「聽令於一位牧師」，更不會同意自己被視為「一位牧師」的手下。這正是李詠怡教授的回應。所以，鄭教授的說法，實在低估了那些學者們的智慧、學養和獨立思考能力；但諷刺地，這又與其「學者優越感」大相逕庭。
從另一角度來看，鄭教授的真情流露，體現了某些社會人士對牧者的看法﹝或偏見﹞，並牧者在社會所建立的型像。當然，我們不應妄自菲薄，但社會上的一些觀點，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牧者的一些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問題。
正派與不正派的宗教領袖
鄭教授謂「正派的宗教領袖跟政治都保持適當的距離，只有盤踞在南方比較落後州郡的極端教派領袖才明目張膽干涉政治……」。換言之，不正派的宗教領袖是不能與政治保持適當的距離。篇幅關係，筆者不會在此討論何謂「正派」和「適當的距離」，而只會以一位牧者的事蹟作簡單的說明。
相信鄭教授必定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這是對美國政治，甚至全人類，影響深遠的劃時代事件，其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乃美國南方浸信會牧師。馬丁路德金牧師鼓吹為黑人爭取與白人平等的民權，帶領人民（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白人與有色人種）上街抗議政治的不公平和不公義，風潮席捲全國。若以鄭教授的理解，馬丁路德金牧師可算是「明目張膽干涉政治」，公然與政府對抗，他絕對不應該被視為「正派的宗教領袖」。
請問：這是否歷史對馬丁路德金牧師的評價？鄭教授在美國生活十七年，應該知道每年一月的第三個週一，乃全美為記念馬丁路德金牧師誕辰的假期。
政教分離與政教合一
鄭教授對美國憲法的政教分離的原則有高度評價。他認為「極端教派領袖主要還是依靠金錢、人力、關係等去影響選民的投票，還沒有發展到要在美國國會進行綁票與總統對決的地步。」看來，鄭教授好像不了解自列根統總以降，美國的政治實已被極端保守（基要派）的基督教勢力所綑綁。這等基要派基督教勢力確實沒有與共和黨的總統對決，因為它與共和黨掛勾，支持共和黨的總統和政治人物，聯手打撃民主黨及其他反對勢力。台灣著名政論家南方朔在《明報》和《亞洲週刊》對此有精闢的分析，筆者不作贅述。
鄭教授認為「無論用甚麼國際標準，陳主教和朱牧師最近的政治活動已遠遠超出發表政見、平等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了」，並苦口婆心的奉勸「廣大的教眾應該認真地深思，他們領袖是否走得太遠、已到了必須回頭的時候呢？大家都知道在歐洲歷史上教會與政治絞在一起的後果。」換言之，鄭教授擔心政教合一的問題出現。
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皆需考慮「處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政教關係亦不例外。簡單而言，歐洲歷史上的政教合一可稱為「康士坦丁教會」（the Constantinian church）的現象，它只會出現在以基督教文化為主流的社會，如歐洲和美洲。香港和其他華人社會，儒釋道是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只是一種邊緣文化，根本沒有適合的氣候和土壤令後者發芽生根，更消說會出現這種歐洲歷史上的政教合一。根據著名社會學家楊慶堃教授的研究，歷代以來，在儒家思想主導下，所有宗教在中國社會皆被邊緣化；它們只有在不挑戰儒家勢力和不危及統治者的權力下才能生存，宗教只是統治者的工具（Yang, C. K.，1961，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事實上，香港的主流文化為儒釋道，基督徒人口只是7%左右，怎可能出現政教合一的問題？宗教領袖憑甚麼可以綁票政治人物？教會憑甚麼可以干預政治？鄭教授的話實在太抬舉、太言重，亦叫教會太沉重。
總括而言，筆者相信陳主教與朱牧師只是盡基督徒和公民的責任關心社會，至於其作風和方法，就見仁見智，神定必鑑察和評價。教會從來沒有意圖和能力可以綑綁選票。市民、學者認同宗教領袖的一些言論並不等同他／她們是追隨者或手下。在香港的文化氣候和土壤上，對教會干政或政教合一的擔心實在有點杞人憂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7.12.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