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的专制政权为了维持其权力，会以不同的方式(如谎言误导、白色恐怖、粗陋暴力等)制造一个假像，就是其权力会像神一般无穷无限的，让人民以为任何反抗或沟通都是无济于事。其政权希望每个人民都对其决定无力反抗，成为顺民。成功推翻共产政权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之一宝娜嘉（Halina Bortnowsha）形容这为「习染的被动」。
在殖民时代，港人一直被摒弃于政事的门外，欲参与政治而无门；这亦是港府的管治方针，把港人训练成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成为单单顾及自家利益的「功利家庭」。当然，从七十年代开始，部分港人已积极从政，参与政治事务，希望港人能自主命运。然而，在中英谈判、居英权事件、六四大屠杀中，每次港人都投注了大量的社会力量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但都失望而回。自此，许多人对参与政治意兴阑珊。他们感到对自身的政治命运无权过问，无奈地接受外于自身的权力（中英政权）决定其命运。虽然仍有坚持者，但社会普遍对政治的参与都很被动。余达心教授形容这为「反应性」和「零散性」的政治参与。在第一次七一游行中，我们仍看到「反应性」参与的性质。游行者大都是被一些事件和言论所激动而参与，较缺少对香港前途的主导意识。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仍然希望维持以往殖民政府的行政主导，所以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多番提及香港要非政治化。但市民对政府的期望已出现了很大变化，希望政治成为更开放型的政府。面对这诉求，特区政府启动了再殖民的工程，希望再次训练港人成为政治被动。这工程包括多次在充满争议的议题上要求人大释法、取消市政局、以分组投票阉割立法会等。
在今次政改方案上，特区政府一样希望市民被动地接受。特区政府多番对内对外提到，特区政府对政改的事宜上没有决定权，把一切的责任推到遥远的中央。这令民主派和香港市民与政府谈判时，失去了对手，或是面对隐藏的对手。政府希望这能造成无力感，让市民以为无能改变命运。特区政府竟然以自阉，来散播无奈感，设计让市民无可奈何地接受政改方案。不幸的是，真的有民主派议员被动地回应政改方案︰当汤家骅议员要求向政府主动跟进政改第二方案时，冯检基议员竟然认为主动权在政府，不应主动跟进。不根治这「习染的被动」，民主运动必然难有寸进。
因此，作为民主运动的带领者，民主派人士必须为香港的现况作出诠释以提出远像，以远像挑战人民主动参与，来对抗「习染的被动」。而现在急需诠释的正是一二．四大游行的意义。职是之故，民主派人士必需担当游行意义的诠释，一方面要说出游行者不满的心声，更要借游行燃起民众的盼望，挑战民众对落实民主作出主动的承担。
在此新诠释的要求之下，游行就不再只是实际的考虑，单单为迫令中央和特区政府让步的策略；游行的人数不再是数字游戏，而游行参与者则异化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民主运动的领袖必须指出游行还有另一重意义。游行是权力的宣示和展现，一种由下而上的权力。游行让中共、特区政府和全港市民知道，真正掌握历史的并不是中央。
游行是对权力的宣告，其宣告者是每一个游行者，其听众亦是。游行是每一个民众的自我充权和自我醒觉，重新确立我们香港人当家作主的应然权利。无奈政治现实会使人趋于自我，让人孤立被动，最后只可成为无权的功利家庭。而今次的游行正是一个又一个的小众的集合。在群体中，我们突破孤立；在群体中，我们挑战好像无奈的现实；在群体中，我们互相充权，体现另一种非外于自身的宿命式权力。
如此看来，游行可以是我们对极权愤怒地说：「不！」但若单单地说「不」，或可以叫我们有一时之劲，但这只会是绝望的咆哮。愤怒之后，如果政改方案依然不理想，我们就只会更加绝望。因为好像连最后的一击，都不能改变宿命。要面对这种绝望，我们要把游行诠释为「是」。游行肯定了有一种势力，是超越中共的权势。这「是」所肯定的，对于信徒可以是上主的旨意；对于社会运动者可以是群众的力量；对于良善的市民则可以是正义和公平的天意。惟有当我们有这肯定的「是」，任何的挫折都不可动摇我们争取民主的心志。
在这「是」之下，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就是在中共和港府否决普选后，我们仍然可以积极地深化民主。因为我们知道努力不会白费，民主是必然落实的。游行凝聚的力量，将推动我们努力地壮大支持民主的政党、组织社会的力量、坚决维持自己别人的自由、支持传媒继续监察政府。到那时，民主和普选就不再是一个理想和应然，而是已然。到那时，中共和特区政府亦惟有接受现实，不能再对民主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