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任何的專制政權為了維持其權力，會以不同的方式(如謊言誤導、白色恐怖、粗陋暴力等)製造一個假像，就是其權力會像神一般無窮無限的，讓人民以為任何反抗或溝通都是無濟於事。其政權希望每個人民都對其決定無力反抗，成為順民。成功推翻共產政權的波蘭團結工會領袖之一寶娜嘉（Halina Bortnowsha）形容這為「習染的被動」。
在殖民時代，港人一直被摒棄於政事的門外，欲參與政治而無門；這亦是港府的管治方針，把港人訓練成為純粹的經濟動物，成為單單顧及自家利益的「功利家庭」。當然，從七十年代開始，部分港人已積極從政，參與政治事務，希望港人能自主命運。然而，在中英談判、居英權事件、六四大屠殺中，每次港人都投注了大量的社會力量希望可以扭轉形勢，但都失望而回。自此，許多人對參與政治意興闌珊。他們感到對自身的政治命運無權過問，無奈地接受外於自身的權力（中英政權）決定其命運。雖然仍有堅持者，但社會普遍對政治的參與都很被動。余達心教授形容這為「反應性」和「零散性」的政治參與。在第一次七一遊行中，我們仍看到「反應性」參與的性質。遊行者大都是被一些事件和言論所激動而參與，較缺少對香港前途的主導意識。
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仍然希望維持以往殖民政府的行政主導，所以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多番提及香港要非政治化。但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已出現了很大變化，希望政治成為更開放型的政府。面對這訴求，特區政府啟動了再殖民的工程，希望再次訓練港人成為政治被動。這工程包括多次在充滿爭議的議題上要求人大釋法、取消市政局、以分組投票閹割立法會等。
在今次政改方案上，特區政府一樣希望市民被動地接受。特區政府多番對內對外提到，特區政府對政改的事宜上沒有決定權，把一切的責任推到遙遠的中央。這令民主派和香港市民與政府談判時，失去了對手，或是面對隱藏的對手。政府希望這能造成無力感，讓市民以為無能改變命運。特區政府竟然以自閹，來散播無奈感，設計讓市民無可奈何地接受政改方案。不幸的是，真的有民主派議員被動地回應政改方案︰當湯家驊議員要求向政府主動跟進政改第二方案時，馮檢基議員竟然認為主動權在政府，不應主動跟進。不根治這「習染的被動」，民主運動必然難有寸進。
因此，作為民主運動的帶領者，民主派人士必須為香港的現況作出詮釋以提出遠像，以遠像挑戰人民主動參與，來對抗「習染的被動」。而現在急需詮釋的正是一二．四大遊行的意義。職是之故，民主派人士必需擔當遊行意義的詮釋，一方面要說出遊行者不滿的心聲，更要藉遊行燃起民眾的盼望，挑戰民眾對落實民主作出主動的承擔。
在此新詮釋的要求之下，遊行就不再只是實際的考慮，單單為迫令中央和特區政府讓步的策略；遊行的人數不再是數字遊戲，而遊行參與者則異化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民主運動的領袖必須指出遊行還有另一重意義。遊行是權力的宣示和展現，一種由下而上的權力。遊行讓中共、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知道，真正掌握歷史的並不是中央。
遊行是對權力的宣告，其宣告者是每一個遊行者，其聽眾亦是。遊行是每一個民眾的自我充權和自我醒覺，重新確立我們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應然權利。無奈政治現實會使人趨於自我，讓人孤立被動，最後只可成為無權的功利家庭。而今次的遊行正是一個又一個的小眾的集合。在群體中，我們突破孤立；在群體中，我們挑戰好像無奈的現實；在群體中，我們互相充權，體現另一種非外於自身的宿命式權力。
如此看來，遊行可以是我們對極權憤怒地說：「不！」但若單單地說「不」，或可以叫我們有一時之勁，但這只會是絕望的咆哮。憤怒之後，如果政改方案依然不理想，我們就只會更加絕望。因為好像連最後的一擊，都不能改變宿命。要面對這種絕望，我們要把遊行詮釋為「是」。遊行肯定了有一種勢力，是超越中共的權勢。這「是」所肯定的，對於信徒可以是上主的旨意；對於社會運動者可以是群眾的力量；對於良善的市民則可以是正義和公平的天意。惟有當我們有這肯定的「是」，任何的挫折都不可動搖我們爭取民主的心志。
在這「是」之下，我們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就是在中共和港府否決普選後，我們仍然可以積極地深化民主。因為我們知道努力不會白費，民主是必然落實的。遊行凝聚的力量，將推動我們努力地壯大支持民主的政黨、組織社會的力量、堅決維持自己別人的自由、支持傳媒繼續監察政府。到那時，民主和普選就不再是一個理想和應然，而是已然。到那時，中共和特區政府亦惟有接受現實，不能再對民主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