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宗教政策给中国教会提供了一个虽有限制但仍有一定发展可能的空间。六四运动前，海内外教会盼望中国宗教政策能持续开放，让教会能在更宽松的环境下发展。但因六四运动的影响，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宗教政策有迈向非常防卫性的路线的危机。
「非常防卫性」的危机
这首先反映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颁布的中共中央一九九一年第六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六号文件基本上延续一九八二年十九号文件的精神，但文件提出一个既新而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防範「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时，中国面对六四运动的震盪，和目睹宗教力量如何在东欧共产政权的瓦解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央非常防範境外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宗教「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境外」一词在第六号文件全文中总共出现九次。
文件强调「坚决抵制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并「对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首恶分子，要从严惩办。」其中一段说话带出两个相连的原则：「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受境外势力的支配。应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地正确地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坚决抵制境外宗教敌对势力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一方面提出积极地开展对外宗教交流，但另一方面是非常谨慎地管理与境外宗教交流的活动。无论是在接待上，在收受捐献上，在交流上，都要小心规管。
六号文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并强调「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就这一点，邢福增曾指出「这份文件与第十九号文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此文件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署发布，显示了大陆正逐渐将宗教事务的管理从党治转到政法制的进程。」
防範境外势力和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两重的关怀也反映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卅一日国务院第一四四号和一四五号文件中。一方面强调要依法「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并保护国内合法宗教组织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合法权益」。但另一方面是持续提防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但在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后，宗教政策的侧重点产生极大的改变。江泽民在跟从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下，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结束时提出重要的「三句话」。他强调统战工作的新的气势和新的局面：「要体现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中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之上」，「而最根本的是要促进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把我国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也是我们党对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基本要求。」
以搞好经济发展为立国核心目标的大原则下，江泽民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在宗教问题上他强调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结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观念主导了以后的发展路向。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世纪之交宗教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这『三句话』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指明了宗教工作的大方向。」随后一个突破性的方针，是江泽民在二○○○年的全国统战会议上提出的：「宗教走向最终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概念，就是国家领导人深深明白，宗教是必然与人类发展长期共存的现实。江泽民也高度强调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没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就没有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既然肯定宗教的长期性，那么如何带动宗教对国家正面的支持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关怀。但江泽民继续强调国家的优先性：「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他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要关怀。
「人民鸦片」与「麻醉人民的鸦片」
这种正面的关注引发了一场改革派的新思维，其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于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潘岳为宗教翻案，批判列宁的修正：「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
潘岳的意思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宗教与科学和政权没有必然的对立，「宗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取决于执政者。」潘岳的观念可以说近代中国官方改革派正面处理宗教思维的一个高峰！所以在江泽民执政的时期，中国宗教政策经历过一个大的演变：中国的宗教政策从起初侧重于防卫敌对势力，发展到肯定宗教的长期性，和正面争取宗教成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有贡献的支持者。
（作者为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代主任。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