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八十年代的中國宗教政策給中國教會提供了一個雖有限制但仍有一定發展可能的空間。六四運動前，海內外教會盼望中國宗教政策能持續開放，讓教會能在更寬鬆的環境下發展。但因六四運動的影響，在八十年代的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宗教政策有邁向非常防衛性的路線的危機。
「非常防衛性」的危機
這首先反映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頒布的中共中央一九九一年第六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第六號文件基本上延續一九八二年十九號文件的精神，但文件提出一個既新而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防範「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作為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
當時，中國面對六四運動的震盪，和目睹宗教力量如何在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央非常防範境外勢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宗教「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境外」一詞在第六號文件全文中總共出現九次。
文件強調「堅決抵制境外宗教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並「對勾結境外敵對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首惡分子，要從嚴懲辦。」其中一段說話帶出兩個相連的原則：「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不受境外勢力的支配。應在平等友好的基礎上積極地正確地開展宗教方面的對外交往，堅決抵制境外宗教敵對勢力控制我國宗教的企圖。」一方面提出積極地開展對外宗教交流，但另一方面是非常謹慎地管理與境外宗教交流的活動。無論是在接待上，在收受捐獻上，在交流上，都要小心規管。
六號文件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並強調「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就這一點，邢福增曾指出「這份文件與第十九號文件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此文件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署發佈，顯示了大陸正逐漸將宗教事務的管理從黨治轉到政法制的進程。」
防範境外勢力和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這兩重的關懷也反映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卅一日國務院第一四四號和一四五號文件中。一方面強調要依法「尊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友好往來和文化學術交流活動」，並保護國內合法宗教組織的「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合法權益」。但另一方面是持續提防境外宗教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
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但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後，宗教政策的側重點產生極大的改變。江澤民在跟從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下，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結束時提出重要的「三句話」。他強調統戰工作的新的氣勢和新的局面：「要體現在充分發揮統一戰線中各界群眾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之上」，「而最根本的是要促進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把我國經濟建設搞上去。這也是我們黨對新時期統戰工作的基本要求。」
以搞好經濟發展為立國核心目標的大原則下，江澤民提出：「民族、宗教無小事。全黨都要充分認識民族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在宗教問題上他強調三句話：「一是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三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結果，「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觀念主導了以後的發展路向。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在〈世紀之交宗教工作的回顧與思考〉一文中也指出：「這『三句話』確立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則，指明了宗教工作的大方向。」隨後一個突破性的方針，是江澤民在二○○○年的全國統戰會議上提出的：「宗教走向最終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這是一個非常劃時代的概念，就是國家領導人深深明白，宗教是必然與人類發展長期共存的現實。江澤民也高度強調宗教問題的重要性：「國內外的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沒有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的正確解決，就沒有國家的團結、穩定和統一。」既然肯定宗教的長期性，那麼如何帶動宗教對國家正面的支持就變成一個重要的關懷。但江澤民繼續強調國家的優先性：「宗教活動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最高利益與民族的整體利益」。這就是他提出的「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主要關懷。
「人民鴉片」與「麻醉人民的鴉片」
這種正面的關注引發了一場改革派的新思維，其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潘岳於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深圳特區報》發表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其中提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率先與時俱進」。潘岳為宗教翻案，批判列寧的修正：「在馬克思的原意中，對宗教的這一功能並無褒貶之意」，「但列寧在解釋這句話時，創造性地加上了『麻醉』兩字，即改為人們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把原來『人民對宗教的需要』變成『統治階級利用宗教麻醉人民』。」
潘岳的意思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宗教與科學和政權沒有必然的對立，「宗教的政治屬性，首先取決於執政者。」潘岳的觀念可以說近代中國官方改革派正面處理宗教思維的一個高峰！所以在江澤民執政的時期，中國宗教政策經歷過一個大的演變：中國的宗教政策從起初側重於防衛敵對勢力，發展到肯定宗教的長期性，和正面爭取宗教成為對國家經濟建設的有貢獻的支持者。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代主任。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