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中国和服事中国教会，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宗教政策和中国教会发展和现况。要了解和评价中国宗教政策，我们必须敏锐中国近代宗教政策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复杂的巨变中，因着不同的因素和关怀而演变出来的。我们会借着这篇〈改革开放早期的宗教政策〉，以及随后连载的〈江泽民时期的宗教政策〉和〈廿一世纪初的宗教政策〉合共三篇文章，去介绍中国近代宗教政策的演进，让弟兄姊妹在关怀中国时，更敏锐国内的关怀和发展。
由「不得歧视信仰」回望「人民鸦片论」
二○○五年三月一日中国正式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强调「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回顾历史，这个立场见证中国在宗教政策上经历了极大的改变和波动。
在改革开放之初，最受海外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三月卅一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十九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其中提到「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后半句立场在八十年代深受海外华人教会批判，认为中国有打击宗教的长期目标。
对看重宗教自由的海外教会，这半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文件也带着浓厚的马列思想。列宁在一九○五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和宗教〉就曾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强调：「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人天国享福的门票。」当时候十九号文件也有类似的讲法：「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有关中国近代宗教政策文件，参网页）
十九号文件提出「宗教五性论」，带出「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宗教信徒必须结成统一战线」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项基本的长期的政策」等观点（参网页www.lnsgdb.com.cn/news/view.asp?id=6431）。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要纠正文革时期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做法。因此，文章强调宗教「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并且「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此，文件反对以行政命令和强制的手段消灭宗教：「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这观念反映于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廿六日与班禅喇嘛谈话中带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正如辽宁大学党委宣传部庞豔华的〈邓小平宗教思想与新时期宗教工作〉一文指出：「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什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十九号文件也清楚表达出这看法：「但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物件』，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十九号文件」这里程碑
同年十二月四日，第四部中国宪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在第卅六条中，将这思想写在宪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宪法精神一方面支持宗教自由，强调「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但同时防範公民和团体在宗教事务上「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和「破坏社会秩序」等。相对一些高举宗教自由的国家，这种写法仍然未如理想，但这已经比前三部宪法跨进了一大步。一九七五年的宪法关于宗教自由只有一句话：「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一九七八年的宪法仍然保留这思想：「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里最强调的还是「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因此，回顾改革开放的时期，虽然家庭教会的问题和逼迫的问题仍然存在，但相对那极左和黑暗的时代，中国的宗教自由实在是迈出了一大步。正如庞豔华指出，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下，「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高度重视作好宗教工作」的贡献。也正如邢福增曾指出，十九号文件「详细界定了宗教活动的範围，使大陆的宗教在一个限定的空间里得以发展。可以说，中共一九八二年第十九号文件的发布，为大陆教会堂所的重新开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心系神州》〔香港：证主，一九九八〕，页24。）
回顾历史，虽然海外教会不太接纳八十年代这一个对传播福音有不少限制的宗教政策，也不断批判那些偶有发生的逼迫，但相对一九五七至一九七八年的教会处境，改革开放早期的宗教政策确实为福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为中国教会在八十年代急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 关于〈福音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系列〉
中国和平崛起震盪世界政经版图。面对二十一世纪，无论从传福音、从关心国家或者从认识时代脉搏的不同关怀，都需要更深了入解中国的发展。本系列是由建道神学院两位讲师蔡少琪和郭鸿标以连续十三期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发展。头三篇文章是介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宗教政策的演进〉，随后会继续介绍中国教会近代的发展、中国近代基督教研究、和中国社会及教会前面要面对的挑战。盼望借着这系列让更多弟兄姊妹关心中国，以达致「营造维系中国心，创建实践神州梦」。 |
（作者为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代主任。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