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中國和服事中國教會，我們必須要了解中國宗教政策和中國教會發展和現況。要了解和評價中國宗教政策，我們必須敏銳中國近代宗教政策是在中國近代歷史複雜的巨變中，因著不同的因素和關懷而演變出來的。我們會藉著這篇〈改革開放早期的宗教政策〉，以及隨後連載的〈江澤民時期的宗教政策〉和〈廿一世紀初的宗教政策〉合共三篇文章，去介紹中國近代宗教政策的演進，讓弟兄姊妹在關懷中國時，更敏銳國內的關懷和發展。
由「不得歧視信仰」回望「人民鴉片論」
二○○五年三月一日中國正式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其中強調「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回顧歷史，這個立場見證中國在宗教政策上經歷了極大的改變和波動。
在改革開放之初，最受海外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三月卅一日中共中央印發的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其中提到「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這是一項長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貫徹執行到將來宗教自然消亡的時候為止的政策。」後半句立場在八十年代深受海外華人教會批判，認為中國有打擊宗教的長期目標。
對看重宗教自由的海外教會，這半句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文件也帶著濃厚的馬列思想。列寧在一九○五年發表的〈社會主義和宗教〉就曾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強調：「被剝削階級由於沒有力量同剝削者進行鬥爭，必然會產生對死後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蠻人由於沒有力量同大自然搏鬥而產生對上帝、魔鬼、奇蹟等的信仰一樣。對於辛勞一生貧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導他們在人間要順從和忍耐，勸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天國的恩賜上。對於依靠他人勞動而過活的人，宗教教導他們要在人間行善，廉價地為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辯護，向他們廉價出售進人天國享福的門票。」當時候十九號文件也有類似的講法：「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就在於人們受這種社會的盲目的異己力量的支配而無法擺脫，在於勞動者對於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難的恐懼和絕望，在於剝削階級需要利用宗教作為麻醉和控制群眾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隨著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有關中國近代宗教政策文件，參網頁）
十九號文件提出「宗教五性論」，帶出「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宗教信徒必須結成統一戰線」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項基本的長期的政策」等觀點（參網頁www.lnsgdb.com.cn/news/view.asp?id=6431）。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要糾正文革時期用行政手段消滅宗教的做法。因此，文章強調宗教「不可避免地還會長期存在」，並且「那種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文化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宗教就會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因此，文件反對以行政命令和強制的手段消滅宗教：「那種認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可以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
這觀念反映於鄧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廿六日與班禪喇嘛談話中帶出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辦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熱，否則同社會主義，同人民的利益相違背。」正如遼寧大學黨委宣傳部龐豔華的〈鄧小平宗教思想與新時期宗教工作〉一文指出：「這就根本改變了在極『左』年代單純把促進宗教消亡，甚至消滅宗教作為處理宗教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錯誤觀點。」十九號文件也清楚表達出這看法：「但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後，我們在對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逐漸滋長，六十年代中期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別有用心地利用這種『左』的錯誤，肆意踐踏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宗教問題的科學理論，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對宗教問題的正確方針，根本取消了黨對宗教的工作。他們強行禁止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愛國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眾當作『專政物件』，在宗教界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十九號文件」這里程碑
同年十二月四日，第四部中國憲法在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在第卅六條中，將這思想寫在憲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憲法精神一方面支持宗教自由，強調「不得強制公民不信仰宗教」和「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但同時防範公民和團體在宗教事務上「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和「破壞社會秩序」等。相對一些高舉宗教自由的國家，這種寫法仍然未如理想，但這已經比前三部憲法跨進了一大步。一九七五年的憲法關於宗教自由只有一句話：「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一九七八年的憲法仍然保留這思想：「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這裡最強調的還是「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因此，回顧改革開放的時期，雖然家庭教會的問題和逼迫的問題仍然存在，但相對那極左和黑暗的時代，中國的宗教自由實在是邁出了一大步。正如龐豔華指出，這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下，「尊重宗教發展的客觀規律，高度重視作好宗教工作」的貢獻。也正如邢福增曾指出，十九號文件「詳細界定了宗教活動的範圍，使大陸的宗教在一個限定的空間裡得以發展。可以說，中共一九八二年第十九號文件的發佈，為大陸教會堂所的重新開放，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心繫神州》〔香港：證主，一九九八〕，頁24。）
回顧歷史，雖然海外教會不太接納八十年代這一個對傳播福音有不少限制的宗教政策，也不斷批判那些偶有發生的逼迫，但相對一九五七至一九七八年的教會處境，改革開放早期的宗教政策確實為福音的傳播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環境，為中國教會在八十年代急速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 關於〈福音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系列〉
中國和平崛起震盪世界政經版圖。面對二十一世紀，無論從傳福音、從關心國家或者從認識時代脈搏的不同關懷，都需要更深了入解中國的發展。本系列是由建道神學院兩位講師蔡少琪和郭鴻標以連續十三期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中國教會和社會的發展。頭三篇文章是介紹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宗教政策的演進〉，隨後會繼續介紹中國教會近代的發展、中國近代基督教研究、和中國社會及教會前面要面對的挑戰。盼望藉著這系列讓更多弟兄姊妹關心中國，以達致「營造維繫中國心，創建實踐神州夢」。 |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代主任。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