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网上和印刷版里，在七月共有四篇文章论及神学教育──胡志伟牧师的「华人神学教育的反思」系列（七月十五、廿二、廿九日网上版）和李锦洪社长访问梁家麟院长（印刷版第九三六期），其中亦略谈教会里的知识分子。胡文针对的主要是教牧培训，只是间中提到面对社会的急变和信徒学历提升，教牧的通识水平也要提升，他的建议──神学院要多些教牧训练──主要并不处理知识分子这问题。在访问梁博士的报道里，虽然第二部分题为「对知识分子的期许．对中国神学的盼望」，实质上有关知识分子的只是寥寥几句，只说九十年代后的人不愿以批判社会文化的知识分子形像示人，只求功能化专业化，但梁博士仍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价值的，想邀请各专业的知识分子一同参与塑造神学生，这点碰巧呼应着胡文所说，神学院的训练需要一点通识。大概梁胡二人均不是专谈知识分子，故搔不着癢处，在本文我尝试展现这方面的关注，不是批评，只是进一步探讨。
堂会神学和堂会文化的兴起
我常有一个想法，七、八十年代的大专团契虽不是知识分子的唯一来源，但却为教会孕育了很多有人文关怀和视野广阔的人才，他们有成为学者、有做教牧，但更多是在前线社关机构或建制外另觅关怀。大专团契圈子那里建立来的跨堂会跨宗派人脉圈子，也成为这些人日后在不同岗位事奉的良好支援和动员资源。但是，今天的大专界不再是那个样子（我无意说好了抑或差了，总之是不同了），神学院依然要先照顾「训练工人」这大使命，不会很在意训练一些堂会（和机构）制度以外又具有强烈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的人才。不久，那一代的人过去，恐怕这些人文关怀和跨堂会跨宗派视野也会相应在香港基督教圈子减少。我有点怀疑，随着超级大教会的膨胀（访问里就提到超级大教会开迷你神学课程），将来香港基督教圈子的生态将会是由财源雄厚人强马壮的超级大教会和宗派逐鹿中原，得不到她们支持的跨宗派机构和活动会因为缺少人关心和参与而枯萎，她们会积极地影响这圈子内的主流意见、神学教育、刊物出版、社关取态等。单是看近年一些以大堂会人力财力为后盾的社关机构与从前一般人说的社关机构在处事手法和关注层面有多大分别，就可以一斑。再次，我无意说好或坏，总之是不同了。
从前在晚间课程听过一神学院讲师承认，堂会的神学（当然不是指很理论性的那种）跟神学院的神学是有距离的。诚然，堂会有堂会的神学和文化，跟很多跨宗派前线机构和神学院的可以很不同。这大概是因为堂会权力核心通常都会是堂会里土生土长的中坚分子，后果有三：他们对堂会权威和处事手法有异常高的忠诚度，什至有绝对化倾向；他们未必像当日大专团契的人有那么多神学冲击和人文关怀的挑战；他们的跨宗派视野亦未必广阔。
知识分子的命途
在这分析下，本来梁胡二人承认有其重要性的、不是由神学院培训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更显得不可缺少，什至需要积极爱惜培养。我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处理新知识的速度和能力有大学水平的（平）信徒，他们的视野超越了堂会什至教会的框架，他们横向地兼顾神学和教会社会的人文关怀和批判，他们若是学者，更纵向地兼顾学术成就、普及教育、和学科与信仰整合。在这定义下，九十年代后的人多只会走专业化，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做到在本行有成就地位（专业化）已经很难的，另外，社会多元化了复杂了，即使他们尽了绵力带出一些人文关怀和批判，只要在某些事上不多发言，别人也很可能不会欣赏，认为不是通才。
不难想像，这些知识分子若批判形象较强，在堂会里是会遇到压力的。单看今天仍然流行用「挑战建制」来形容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堂会的关系，就可以一斑。今天这些人尚可活跃于跨堂会的机构活动，当机构活动被超级大教会的堂会神学和堂会文化主宰后，他们会在何处容身？还有，昔日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有大专团契背景，他们在那里建立到一些支援网络，即使间或苦毒也有纾缓的地方，要发起组织亦有一些人脉基础。日后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支援和发展网络？总的来说，他们会否更被边缘化？让他们发言的空间会否更小？会否基于这类原因，知识分子多要以功能性专业人士的形象示人，以换取一些发言权？
才来自有方？
虽然四篇文章主要都是谈神学教育，但更阔的关注是为教会培训人材，包括知识分子。可惜的是，对于后者，二人未有暇论及知识分子从哪里来的问题，彷佛要有就有。诚然，教会如何帮助信徒培养知识分子气质？即或假设上述堂会主导的现象不会发生，我们亦不宜忽略，他们在缺乏教会支援的心境和经济生活压力下（例如他们大都不是全时间事奉的，即使读神学也很少会得到教会资助），要额外地去达到知识分子应有的神学和人文知识水平和视野，整合自己的专业（或学科）及信仰，绝非易事。要跳出自己的安乐窝来到这圈子生存和打滚，要做到既不卑亦不亢──既不失去批判性又不会严重被排挤，其中更需要悲悯之情、处世智慧、和生命内涵。若我们认为神学教育需要提升「通识要求」，神学院需要知识分子「一同参与塑造神学生」，我们或许先要想想，现在有良好的空间让信徒培养人文知识分子气质吗？
（标题为编者所加）
